在美国，像夸父一样追逐梦想--匡正

　　提要：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拥有更好一些的教育环境，就像夸父一开始只是想找个更温暖的地方，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

　　在美国，像夸父一样追逐梦想

　　○匡 正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夸父追日的传说。当时还只能背几首简单的唐诗，做几道简单的算术题的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自然的觉得这个夸父为什么会这么傻呢，太阳有什么好会让他不辞辛劳，跋涉千山万水去追求，最终却死在这半路上呢？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份力量，造福我的家乡。现在慢慢长大的我，却惊讶的发现自己又何尝不是沿着当年夸父的足迹在继续往前走呢。小时候的我离开了老家，来到赣州这个陌生的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好的小学和中学；接着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清华大学这个中国最好的学府学习研究；毕业后我更是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来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这个医学研究的圣地，继续我的研究。是什么让我走了一条和夸父如此相似的道路呢？也许一开始我只是想拥有更好一些的教育环境，就像夸父一开始只是想找个更温暖的地方，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那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我就是一个追梦人。

　　梦想开始的地方

　　小时候，爷爷奶奶经常教育我说，长大后要做一个科学家。可什么是科学家呢？在我老家那个偏僻的小县城，县高中就算是最高学府了。科学家在我心中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名词而已。如果是这样，也许长大后我就是当地普通的一名工人，营业员，或者一名老师，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可是我很幸运，10岁时我来到了赣州，在我眼中算是一个大城市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一次跨越。

　　赣州虽然不是一个大城市，可是它也有高楼大厦，也有车水马龙。更重要的是它也有大学，也有研究所。我幸运的生活在江西理工大学这个院子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很多教授、研究员，知道了他们从事的研究方向。虽然他们并不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人，但他们提及的那些有趣的事情，却让我由衷地向往。从他们口中，我也了解到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北大等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心中做了这个决定，我要去中国最好的大学读书。

　　另一个我最要感谢的是就是我的老师们。正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才让我实现了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梦想。后来在清华的日子里，我们三中校友聚会时都会不自禁的回忆起当初的那些老师，心中充满的感恩的情绪。其中影响我非常深的是我的生物老师，是他让我选择了生物以及出国这条路。第一，因为他非常喜欢和我聊他去医院看病，他说他可以和医生一起讨论自己的病情，这点让我觉得很羡慕。第二，他经常对我说他以前有个同学，在复旦学了生物后来去了美国。当时因为他，我决定我以后要学生物，而且我要出国。虽然现在觉得这些理由有些可笑，但是他却为我打开了这扇门。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清华，进入了生物系学习。这又是一个新的环境，也是我的第二个跨越。来到清华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里的学生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这里的老师也是全国最好的老师。到了这样的环境，竞争自然变得更加激烈，我也有了更大的动力。清华的学习真正让我对生物这个专业有了很好了认识。我接触到了很多有趣的内容，了解到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也深切体会到了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真实差距，就算是身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先哲说的好，人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圈，圆圈里是你的知识，外面是你未知的知识。你的知识越多，圈越大，你接触的未知也就越多。我慢慢体会到了为什么我中学生物老师提到的那个学生为什么要出国。因为当你发现你学习并热爱上的这个东西只有在国外才能最直接的接触到，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把自己身处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或许你自己就参与了这个前沿的动态发展，你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这条求学道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了真正所谓理想对我的冲击。人就会执著的去追求理想，就向夸父追日一样。

　　同时，和很多在清华的赣州老乡在一起，也促进了我最终选择出国的决定。赣州市尤其是我曾就读的中学有很多校友在清华，大家平时在学习之余会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习中的困惑和收获，快乐和痛苦，还有就是以后的理想。其中很多人慢慢都坚定了自己出国求学的意念。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最后大部分人都来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留学。到了我这一届和以后的年份，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赣州人走出了国门，去往世界各地留学深造。从中我感受到了赣州人越来越开放的眼光和敢于走向世界的勇气。

　　初到美国

　　我非常幸运，在毕业前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美国最好的医学院，并且承诺免除我的所有学杂费，并提供全额奖学金。一开始我想，有着这样的条件，我的求学之路将会是一帆风顺吧。但事实却远不是这样发展的。

　　对于我来说，美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虽然它在电视上，电影上出现了无数次，但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我才意识到，我要完全的适应它，还需要很大的功夫。美国虽然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但美国的城市化却远不如东亚地区的发达。美国真正的城市只有纽约，也因此被美国人唯一称作city的地方，“New York City”。其他大部分的所谓的城市，只有一个不算大的downtown，以及很广阔的county。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在这个被称作车轮上的国家，人们因此不愿意挤在繁华的市区，而是居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外。所以美国大部分地方都显得格外的空旷，可这却给我们这些新来美国的外乡人很多的麻烦。在中国，去超市不超过10分钟，大部分的日常服务设施都可以轻松到达。可在美国，就算是买菜这样简单的事都需要开车20分钟以上，因此我和大部分中国同学都是一周买菜一次了。菜场的老板告诉我们，在中国，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是5公里左右，可在美国，一般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却达到了50英里。不过中国学生也都能慢慢习惯这样的生活，大部分人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都会买上车，也算过上正常生活了。

　　说到买菜，这又是美国学习和在中国学习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在好学校读书的学生，学习似乎是一件非常单纯的事情，好比在象牙塔里的生活，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到了美国，学习就不在仅仅是学习了。我们要开始打理日常生活各种事情，一切就从最简单的做饭开始。以前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常做过饭，可在美国，因为没有食堂的存在，所以饭菜都要自己准备。幸运的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被其难倒，反而做的有声有色。大家在节假日还聚在一起，各自献上自己的拿手绝活，玩各样的游戏，给平时紧张的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

　　除了这些琐事的烦恼，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虽然说我们中国学生最迟也已经从初中开始就学习英语，学到大学毕业也已经有10年的英语学习历程。但真正到了美国，我才发现自己那10年学习下来的英语，还是那么不够用。因为英语不好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比如上课听讲，平时和老师同学的交流，自己发言时候的表达，甚至是平常和美国朋友间的交流。这些都需要我们平常去积累和提高。大部分的美国朋友其实都是非常友善的，他们都会热情地来帮助你。中国学生因为教育制度的原因，往往会比较内向，不擅于在课堂上，讨论会上提出问题，参与讨论，加上语言的障碍，这一点就会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提出问题和参与讨论对于学者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人性格开朗的原因，他们会非常适应这种学习习惯。可中国学生就会感觉到比较吃力。我实验室的导师发现了我这个问题，就要求我积极参与到实验室的讨论中去，比如在每次的组会上要坐第一排，并且至少要问一个问题，他还介绍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活动给我，叫做“toast maker”的活动。虽然表面上导师这些建议比较严厉，但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中国学生自己也会组织起来提供机会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我就参与组织了一个在学生范围内的学术交流研讨会，每周一次，有一个主讲人，其余人也很积极的参与讨论中。通过这样的讨论，每个人的学术讨论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提高。

　　学习研究及展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以它的生物医学研究为著名。它有美国排名第一的医院和医学生教育体系，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也属美国顶尖。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就来自这里的医学院，也是我所在系的系主任。学校非常重视博士生教育，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比如刚刚就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施一公教授，就是毕业于我们学校。这里博士生的主要学习在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因此博士生的学习就直接参与到学术的最前沿。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宽松，因为生物学的分支非常多，所以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第一年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一般人们都会选择 研究非常有前景，又乐于指导学生的导师。我的导师是一名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就属于这一类。我所感兴趣的方向是研究表观遗传决定的细胞代谢周期的变化。细胞代谢周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和细胞分裂周期相联系，是一个刚发现不久的实验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而表观遗传学更是一个相对于传统遗传学研究独立的一个新兴领域，被广泛生物学家所重视。从一个新的方法角度在这两者中寻找交集，代表了现在生物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这样的课题，在中国却相对比较少。而且研究课题的方法中国也是略逊于美国。科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新的技术的应用往往会导致新的科学发现。比如显微镜的发明导致了细胞结构的发现。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技术的进步要比科学的发展更加重要。因为科学研究有着它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如果你好好学习，还是非常容易掌握的。这个时候技术方法学就成了限制研究的主要因素。因为虽然你对一个课题有了解决方案，但是你所掌握的技术却无法实现你的设想，这就是技术的制约性。因此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和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保持同步，这也就是在美国学习的一个优势。

　　另一点感触颇深的就是合作精神。任何科学工程项目都离不开合作精神，大到曼哈顿计划，基因组计划，小到博士生的课题。美国有两点使得它的合作精神非常好。第一是他们参与讨论的热情非常高，他们愿意分享各自的想法，质疑其他人的观点。这使得他们能在讨论中发现很多新的火花。第二，美国的整体研究氛围比较好，这里有着一大批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优秀的教授。而且他们都能获得国家和企业很好的资金支持。这使得他们不仅在学术圈里的互动比较好，而且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联系也相对比较成熟。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也要比其他国家要强。

　　当然有一点区别于美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是中国留学生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也许当我们生活在中国，每天正常的学习生活，我们并不会因此把自己的工作和祖国的兴衰联系起来。但当你生活在异国他乡，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思乡之情就会特别强烈。更特别的是我可以感觉到，虽然我和许多美国人都是好朋友，但是心中却有一种更加强烈的认同感。自己是中国人，是我的故乡，赣州，母校，清华大学培养的我。所以我会希望我的学习研究能够和祖国相关连。这种感觉，随着我在美国的日子增长而变得更加强烈。这种想法，更因为一位清华生物系的杰出学长——施一公，而变得更加坚定。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毕业后来到美国，和我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博士毕业后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成为那里最年轻的正教授。他的一系列成果让他享有盛誉。普林斯顿大学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但他却毅然回到祖国，成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的回归带动了一批海外的学子，给清华的生命科学研究提升了一个台阶。他的事例鼓舞了我们很多人。不仅是像施一公这样，回到学校，继续自己的科研，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也有带着自己的技术回到祖国创办企业，造福人民。清华大学教授罗永章，带着自己在癌症领域的研究心得回到祖国，并且依靠自己的发现开发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获得了2005年全国十大重大科技进步奖。这些例子无不鼓励了我要学以所用，学以报国。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中国人在一起，为了报效祖国，在海外留学，奋斗。祖国和故乡培养了我们，我们也会用同样的行为去报答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