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镜元

发布时间:2014-06-05

   中央苏区解读“天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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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人物:戴镜元,福建永定人,1919年生。他9岁入团,10岁转党,十一二岁参加声势浩大的人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并先后担任共青团永定县、龙岩县、连城县委书记;14岁调入军委某局工作,并负责全局的保卫、保密工作;长征路上出色的工作使戴镜元所在的部门获得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他17岁时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之一随同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问题进行会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9年7月,首次获得日军的重要情报,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奖励和毛主席亲笔题词嘉勉;解放战争中,在另一块战场上,他和战友们顽强拼搏,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殚精竭虑,被毛主席称为“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并受到了中央军委“传令嘉奖”……这些辉煌的尘封往事离不开一个默默无闻的名字——戴镜元。

  戴镜元(1919~2008),福建永定人。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朱德同志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作出的成绩和贡献。

  周恩来调我到中革军委工作


  1932年11月上旬,我和沈邦翰、邱秀山率连城县游击大队攻克四堡乡之后,又回到了我们原来驻的山上。不久,我接到团省委转来团中央的通知,要我立即到团中央报到,准备到中央团校学习。

  福建团省委的前身,1929年至1931年为共青团闽西特委,1932年初改称少共闽粤赣省委(即共青团福建省委)。我来到汀州,见到了团省委书记冯文彬。我与冯文彬,还有团省委儿童局书记陈丕显早就熟悉了。团闽西特委和团省委每年召集苏区各县团委负责人开一二次会议,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布置苏区各县组织团员、青少年参军参战任务,领导同志还经常深入苏区各县帮助团县委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团闽西特委和团省委还负责团县委干部的配备和调动交流。我从永定调到龙岩,从龙岩调到连城,都是团闽西特委和团省委决定的。

  由虎麻岽到汀州一路都是山区、小道,沈邦翰、邱秀山不放心,决定从县游击大队选调优秀战士、共青团员张水发(张明)和我一同前往汀州。到了汀州,我向冯文彬说明情况后,张水发又和我一起前往江西瑞金,见到了团中央书记凯丰。他把我介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那里,邓发亲切地接见了我,谈话以后,他要我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训练班学习。

  干训班设在一座独立的房子里。这座房子距瑞金城约有十华里,原来是地主的,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学员来自中央苏区各县,有各县的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部队的保卫处长、师特派员,大概有二三十人。

  邓发亲自给我们授课,讲怎样做党的地下工作,如何把跟踪的尾巴(国民党特务)甩掉,不让特务跟着。干训班还给我们传授无线电密码通讯技术,以及苏区和部队的保卫工作方法等等。这些课程都是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严格保密的,每天排得满满的,但我们都非常刻苦、认真地学。

  在同一期的学员中,我的年纪最小。邓发当时是年轻人,又是领导,但他把我当做小弟弟一样关心我,经常在上课之前先到我住的房间里同我谈一谈。他表面上似乎很严肃,实际上平易近人,对我问长问短,问我来了以后的学习情况,家里的情况如何,在闽西团县委工作情况等,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并且一直保持着亲密诚挚的关系。

  1933年春,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学习3个月后,我被调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某局搞机要工作。我感到奇怪,我原先在连城县山上打游击,团中央书记凯丰不认识我,邓发更不认识我,怎么突然一下子从连城调到这里工作?我不便多问,所以一直是个谜。直到建国后的1950年,有一天周恩来总理要我坐在他的汽车里,当谈起这件事时,这个谜团我才解开。周总理说,他从上海党中央进入中央苏区时在永定团代会上就认识了我,后来因工作需要,他指示团中央调3个团县委书记到中革军委搞机要工作,其中一个就是我。

  1933年5月,中革军委某局正式成立,全局共7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任命钱壮飞为局长。我任参谋、研究员,负责研究工作并负责全局保卫和保密工作,邬一之任校译,王震任报务台长,邹毕兆任报务,张水发(张明)任勤务员(不久调任业务工作,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少将),警卫一人。

  主要研究工作是对福建军阀刘和鼎、广东军阀陈济棠以及蒋介石、陈诚、罗卓英等。一切从零开始,开拓创新。钱壮飞局长曾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革命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多才多艺,是著名的医生,经常给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看病,又擅长书画和建筑设计,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叶坪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塔都是他设计的。

  钱局长和我日夜相处,同吃一小盒饭、一盒子菜,同睡一张木板床。他对我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关怀备至,研究工作他让我放手干。经过刻苦钻研、顽强拼搏,我终于把敌人的“天书”首次解读出来了。

  1933年8月,谭震林调任中革军委某局副局长。他是在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上海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来到我们局工作的。谭震林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衷心拥护的,他对我们局的工作非常刻苦认真,他要学解读“天书”的方法,我就告诉他如何解读。我们在一起经常每天工作到深夜二三点钟,他赞誉我是“解读天书的小先生”。同年11月初,谭震林回到了作战部队工作。我们虽然在一起工作只有二三个月时间,但他回到部队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我们一直保持着诚挚、亲密的关系。

  1933年12月底,前方总部(即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撤回后方江西瑞金中革军委。朱总司令仍为中革军委主席(此前由项英代理主席),周总政委和王稼祥仍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实际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前方总部某局随朱总司令回到江西瑞金与中革军委某局合并,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

  朱总司令回到瑞金后,每天晚上都要到我们办公室看情报,即使参加会议,开完会再晚也会来。我每天晚上都要陪总司令看情报。总司令经常教我古文,教我如何看作战地图、查找地名等等。我永远衷心铭感朱总司令在思想政治、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对我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教诲。

  朱总司令是红军最高首长,又是最好的老师。他慈祥、和蔼,见到我们总是满脸笑容,很和气。在他面前,我们无拘无束,无话不谈。总司令对我们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每次来都问得很细致。

  在江西瑞金的时候,朱总司令是中革军委主席、工农红军总司令,工作十分繁忙、紧张,会议又多。但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的工作,而且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还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中革军委机关驻在瑞金城郊的乌石垅。这个村子很小,没有一块平地,我们便在离村子几华里路的地方自己动手开了一个篮球场。虽然地面不太平坦,仍有一些坑坑洼洼,总算能使用。朱总司令每次和我们一起徒步去,一起回来。

  打篮球的时候,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抢球,如果有哪位同志不敢与总司令抢球,他就说:“打球就是打球,我们都是运动员嘛,没关系的。”大家便毫不客气地与他一起抢球。朱总司令一贯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在军内外是有口皆碑的。在战争年代,他穿的衣服同普通战士一样,腿上打绑带,腰上扎皮带,如果不认识他,真以为他是战士,根本看不出他是总司令。

  朱总司令品德高尚,深受全党、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无限爱戴与崇敬。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博古等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等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在十九路军派代表同我军进行谈判合作时,中革军委曾指示我们编制一种密码,给我方谈判代表张云逸(时任中革军委一局局长)使用,钱壮飞局长和我一起研究编制了一种在当时既保密又便于携带的密码。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荀坝召开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就毛泽东一个人坚决不同意。连日来,毛泽东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晚11时,会议还在进行之中。电台中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截获的情报正是国民党滇、川、黔军的行动情况。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抗日战争爆发时,戴镜元只有20来岁,但已是我军著名译电员。他所在的中央军委二局,多次成功破译日军情报。

   1939年11月,为报复八路军的抗日行动,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清剿扫荡,指挥官就是被日本新闻媒体夸耀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日军的火力非常强,战术也好,我们把敌人围住了,但冲锋几次都拿不下来。”此时,戴镜元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负责对敌人电报的侦听和破译工作。他敏感地发现,日军在黄土岭地区频繁地发报和收报,立即组织人力侦听日军电讯。

   “破译出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有个日军中将被围住了,日本鬼子很着急。我马上就通知了杨成武。”戴镜元说。杨成武正指挥部队担负主攻任务,接到情报一看,这还了得,坚决不能松口,不惜代价非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八路军刚刚缴获的几门小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发炮弹下来,阿部规秀命丧黄泉,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将领。

   采访时间:2005年6月22日下午

   采访地点:总参某部戴镜元家

  戴镜元,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1947年12月毛泽东曾对他和他的战友说:你们是无形战线的无名英雄,前方打了胜仗可以马上登报宣传,你们工作出了成绩,功劳再大、贡献再大,却不能马上登报宣传,但是党中央、我、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你们的工作,知道你们的功劳。将来,党和人民知道你们的。

  戴镜元从参加红军开始,一生从事机要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解读天书的人,从事解读天书的工作。于是,在我们眼中他自己也成了一部难以解读的天书。面对这部“天书”,许多许多秘密由于种种原因仍处于“绝密”尘封状态,但半天的采访已让我们读到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章节。

  一、周恩来点名选他到政治保卫局

  戴镜元,1919年出生于福建永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秘密入团,10岁转党,11岁参加武装运动,12岁担任永定县团委书记。1931年周恩来由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在赴瑞金途中经过永定,恰逢戴镜元主持召开永定县团代会,在当时永定县委书记的介绍下,戴镜元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底,正在连城打游击的戴镜元竟然接到通知,要求他速到政治保卫局干部训练班学习。原来是周恩来点名让他去学习的。

  1933年戴镜元调军委某局工作,局长钱壮飞、戴任研究员、参谋、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局保卫保秘工作。戴老说,从事这项工作,有很多很多的清规戒律,例如,写信时不能说所从事的工作,一般情况下不许和亲朋好友联系,也不准随意串门、走访,即使同局的工作人员甚至党委的人,电台台长都不允许进入我所在的办公室。同时,办公室里的文件、片纸只字也一律不准带出办公室。

  二、“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一纸情报平息一场风波

  红军长征时,戴镜元作为中央中枢机关的一员,一直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随同中央机关行动。所有的机要文件都由专门的挑伕挑运,并由警卫排抽出专门的战士负责保卫。严格的保密措施,使得国民党的“围剿”军队始终摸不清红军的确切军事动向,而戴镜元和他的战友却克服千难万险,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取得敌军行动的情报,为中央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所说:“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对敌情了如指掌。”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而“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

   中央红军自离开江西以来,一直处于被追击的地位。直到遵义会议之后,飞兵娄山关、再夺遵义城,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才调换了角色。但是,3月10日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风波再起。这天凌晨1时,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报飞到前敌司令朱德的手中,林彪、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朱德认为事关重大,便将林、聂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传阅。张闻天决定开会讨论林、聂的建议。上午10点多钟,一个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紧急会议在苟坝召开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二十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根据军委二局、三局送来的情报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与运动趋势,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但由于大家求战求胜心切,还是坚持要打。毛泽东来了脾气,站起来,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毛泽东离开会场后,会议继续进行,不但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还撤销了担任前敌政委没几天的毛泽东的职务。

  散会以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因为红军再也经不起大的失误。想到半夜,不能入睡,便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建议攻打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周恩来也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就在这天晚上11点,情报部门获悉黔、川、滇三方的敌军运动最新情报,完全与毛泽东的分析判断一致。于是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从10日晚11点23分到11日凌晨2点。事实胜于雄辨,军委赶忙补发了一份《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毛泽东又恢复了前敌总指挥的职务。从撤职到复职,发生在不足24小时之内。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在苟坝成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此,毛泽东不论从名义还是从实际来说,都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权力交替至此划上一个句号。)

  在此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役中,又是戴镜元及其同事获取敌军的行动动态,并推算出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戴老告诉我们,巧渡金沙江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在江边亲自指挥。江边一个房子也没有,都是石洞,大概有六个石洞,石洞很矮,上面滴水,底下是湿地。毛主席住了一个石洞,我们跟毛主席住了一个石洞。根据我们掌握的敌军所在方位,至少要5月10号以后才能到达金沙江边。我把情况亲自送给毛主席,因此,主席很高兴。从5月3日到9日,七天七夜二万多红军没有损失一个人,没有丢掉一支枪,顺利地渡过金沙江,把蒋介石反动派的四、五十万军队,全部甩在后面。当周浑元、万耀煌所部7月11日到达金沙江边时,已是我们过江的第二天了,敌人只能望江兴叹。

  当年红五军团的“猛进剧团”上演了黄镇新编的一出话报剧,叫《一只破草鞋》,节目最后是蒋军追到江边,连红军的影子也没看到,只拣到一只破草鞋。

  可以说,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戴镜元和同事们以扎扎实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正确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长征路上出色的工作使戴镜元所在的单位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被毛泽东称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长征路上的“灯笼”不仅照亮了长征路,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加耀眼的作用。

  三、洛川会谈的秘密特使

  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内一声枪响,张学良,杨虎城大义兵谏蒋介石,爆发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工作。戴镜元给我们讲述了事变前他亲历的一次与张学良进行的一次密秘会谈——洛川会谈。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二将军: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17岁的戴镜元就是中共正式代表四人之一。他们一行骑马从瓦窑堡出发。为避免路上不测,李克农穿中山装,戴镜元着学生装,钱之光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警卫员和为他们引路的高福源以及护送人员、马夫则是当地农民打扮,穿黑色棉裤褂,头上扎着白毛巾。戴老讲,出发前,周恩来还亲自找他和李克农谈话。要他们随时保证与党中央联系。当时自编了一套密码,缝在衣服里,人在密码在。到了洛川以后,因张学良还在南京,他和李克农便先与王以哲、赵镇藩会谈。由于双方都有诚意,只用三天时间就达成了五条协议。3月3日,张学良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亲架飞机直抵洛川。戴老清楚地记得,为了避人耳目,张学良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灰色礼帽、鼻梁上架一副金边墨镜,手里提着文明棍,完全是副商贾打扮。据称,连他的卫兵都没有认出来。当时李克农就笑着说:“要不是王军长介绍,我还以为张将军是个阔商哩!”张学良也呵呵笑着说:“我这个生意人,脚大手也大,专搞趸销,不是零售。”双方从3月4日下午一直谈到5日凌晨5时,除了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外,其它问题都达成共识。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和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以肤施(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当天飞回西安。戴镜元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党中央。3月6日上午,党中央复电嘉勉,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他们立即赴山西石楼汇报,当时毛、周随东征红军驻扎在山西石楼。戴老说,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笑着说,他嫌你们的官太小了。4月8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会谈。在会谈中对张学良说:“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先生逼蒋或联蒋抗日,但要提请党中央来研究决定。”张学良听了周的表态,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即送了红军二万光洋,二十万法币。二次会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

  戴镜元珍藏着一个心爱的日记本。里面有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说起这段往事,戴镜元似乎又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38年秋,中央要求戴所在的局多获得敌人的情况。于是,戴镜元在全局提出“拼命工作”的口号。他说“那时候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每到凌晨二三点,实在疲劳时,就到窑洞外跑步几分钟,然后再用冷水浇一浇头,使脑子清醒一点,再继续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39年6月30日,戴和同事们获得了一组极为重要的情报,并迅速把这一情报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7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写给他们一封嘉奖信,并给相关工作人员奖励了布鞋、袜子、牙膏和大日记本。滕代远参谋长还亲自打电话给戴镜元,要他到王家坪当面汇报。滕代远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写信嘉奖一个单位,还是第一次,这是你们最大的光荣。”

  五、解放战争中的“一个方面军”。

  1947年3月,国民党34个旅25万多人向陕甘宁边区重点进攻。为诱敌深入,各个歼灭,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29日,在陕北清涧枣林沟,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级成中央前委;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中央工委;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主要工作是掌握敌情,提供情况,统筹后方工作。戴镜元为中央后委委员。6月,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党、政、军的保密工作,李克农为主任,戴镜元为保委委员。

  1947年6月到8月,为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戴镜元及其同事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保证了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大战场的重要作战,他们都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况,因而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1949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更是直言他们的工作“起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中央军委决定“传令嘉奖”。直到1975年,邓小平见到戴镜元时还感慨地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拜访即将结束时,我们深有感触地对戴老说:及时、正确地获取与提供情报对我们军队克敌制胜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戴老告诉我们:情报及时正确固然重要,但运用情报的决策者更为重要。他说,当年第五次反“围剿”,还有湘江战役我们都提供了正确的情报,但是他们不听,还有上面谈到的关于新打鼓场的争议,我们提供的情报是一样的,但只有毛主席作出了正确判断,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不打,红军主力就可能钻进敌人包围圈,后果就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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