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必业

发布时间:2014-06-05

  梁必业

  ——五次围剿的亲历者


   三、参加红4军

   1930年10月4日最终期限军一举攻克吉安县城。吉安县城的解放,把赣南、赣西、赣江东西两岸的苏区热衔接起来,以吉安为中心的赣江两岸革命局面顿时改观,大大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赣西南特委的领导和号召下,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当红军的热情十分高涨。在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中,我和父亲分别在党支部和团支部会上,不约而同报名参加红军。在一次党团员联席会上,我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我报名当红军后,即把共青团的支部工作、代号印章和文件,移交给一个姓袁的共青团员同志接管。我和父亲被批准参加红军后,回到家里高兴地向母亲述说了此事。她竟没有一点犹豫,表示赞同,她对于丈夫和儿子去吉安县当红军,像以往支持我们参加各项活动一样态度积极。临行前一天,她让人把出嫁到小水口的姐姐梁润英叫回,做了一顿饭,为父亲和我饯行。其间,母亲没有说多少惜别话,却总是为我们祝福,祝我们一路平安。离村时,一家人把我们送到陂头街义仓阁。没想到这一离别就是20年,1937年国共合作抗曰,苏维埃区和国民党区可以通邮,我曾在甘肃王家楼给母亲寄去一信报平安,但未告我在外面做什么事。1949年夏,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第4野战军有些部队路经江西吉安陂头向广东进军。我母亲就整天坐在大路旁,希望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当与我比较熟悉的同志告诉她说,你儿子梁必业所在部队没有走这条路,她才失望地回家而不在路上等了。1950年5月,我从38军调到中南军区工作时,才将母亲接到汉口一见。多年形成劳动习惯的农村妇女不愿坐享清福,不愿离开家乡父老乡亲和山水土地,直到我在在汉口、广州、北京工作时,都未能留住她老人家。后来我才知道,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后,国民党在陂头实行白色恐,母亲被捆缪拷打,反动分子追问她,你的丈夫和儿子哪里去了,要把人交出来。为此她吃尽了苦头,两臂膀都严重损伤,难以抬起来。1971年母亲患病,此时我正受冲击,被监督劳动,不了解母亲的病情,爱人丁治华同志虽 然每月从管理部门扣压我的工资中取20元寄回家,但无济于事,母亲的病因未得到很好医治而去世。我的母亲是革命的母亲,她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作出了牺牲,我永远敬仰和怀念敬爱的革命母亲。

    参军的当天,我和父亲离开家乡,离开亲人,一起奔赴吉安城,同行的还有邻居梁仁芥(共青团员)。我们3人先在中共赣西南特委转了党团介绍信,然后到驻在天主堂的红4军政治部报到,宣传科长吴弼、科员张雄接待了我们。父亲分配在红4军特务营第1连当司爷(相当于现在的文书),当时营部的书记官是潘振武。我和梁仁芥被分配在红 4军政委办公厅政治训练队当学员,从此开始了人民军队的生活。

   当红军后,一切感到新鲜。吉安城有电灯、马路,部队发了衣服,还发了零用钱买牙刷。牙粉、毛巾等日用品。红4军 是朱德、毛泽东创建和率领的部队,在陂头驻扎过,是大部队,来到这个部队非常高兴。

   部队在吉安城没住几天就出发了。那时并不想到远处去,愿意留在家门口闹革命。队长彭振雁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虽然没讲多少道理,却时时处处关心照顾我们,逐渐也就打消恋家的念头。部队第一天行军走了70里,第二天走了90里,途中遇到一袈敌机,我们这些新兵没有经验,现地学习了防空知识。在从三曲滩到峡江县那段路程中,我因年小体弱掉了队。彭队长陪着我到达宿营地,政治训练队住在峡江县城一家店铺里,此时部队已快吃完饭,菜没有了。当时红4军政委罗荣桓正在这家店铺的柜台里吃饭,看见我便喊道:“小鬼,到这里来吃菜”。这是我第一次在罗政委面前与他相见,那时他26岁,戴着眼锈,身材魁梧,又是军的政委,我不好意思到他跟前去。在大家的鼓动下,我硬着头皮,羞羞答答地走进柜台,在罗政委的菜盆里夹了一筷子辣椒就跑出来了

   政治训练队是政委办公厅直接领导的一个培训宣传员的地方,主要是进行一些基本革命道理和宣传知识的教育。我在这里学习了一个多月,毕业后分配在政委办公厅当交短兵。

   军政委办公厅是党的军委办公机关,罗荣桓政委担任红4军军委书记。凡全军的军事、政治建设,作战行动和干部升迁调补等重大问题,都在这里开军委会议讨论决定,并由办公厅写出决议,印发各级执行。那时经常来办公厅参加军委会的委员,除军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各师师长和政委外,还有特务营第2连的连长。办公厅设有秘书长、秘书、管收发和油印文件的服务员等干部,还有交通班、挑夫班、马夫班、伙夫班等,共40多人,是个独立的伙食单位。当时的秘书长是黄益善,秘书周礼、童小鹏。

   交通班担负传送军委决议、文件、信件和内勤、内卫等工作。班长杨汉章是湖南宜章人,参加湘南暴动后上的井冈山,是个精明强干的勇士,每次打仗都是他跟随罗政委在一 线服务。1932年他在粤赣边部队当连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永远缅怀这位好班长。一个多月后,我担任了副班长,主要是协助班长组织学习,管理公差勤务和一些其他行政方面的事务。班里的战士有张兰和、刘斌、姚瑞生、梁仁芥、李贻庆、史茂庭、徐金山等,全班9人相处很好。

   当时红军虽然经常处于行军作战环境、但对军事、政治训练都抓得比较紧。除军事技术操练、抢山头、跑步训练外,政治教育主要利用上政治理论课、讨论会、演讲会等做法,讲形势、任务等革命道理。早晚点名还要喊口号。这些政治教育内容有的是依据上级下发的油印材料,有的是根据上级会议内容来讲。在组织形式上,有时以连为单位,有时以团为单位,都由领导同志亲自讲课。在军政委办公厅,讲课人是秘书长、秘书,他们都是按罗政委讲话精神讲。我开始当红军那一段,正是国民党准备向江西苏区进 行“围剿”。部队从吉安出发向南昌开进,后转到罗坊停了下来,又撤回峡江,过赣江东移到黄陂、小怖一带,准备粉碎敌人“围剿”。那段时间的政治教育活动,中心内容是讲革命的形势,包括国民党围攻苏区,红军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剿”;分析红军作战有哪些有利条件,白军有哪些不利条件,怎样把敌人引诱到利于红军能集中力量各个歼灭方面来;并号召部队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多捉俘虏……早晚点名喊口号也是这些内容。全军上下热火朝天,干部战士信心百倍,随时准备打胜仗。

   红军中除各级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以外,所有党员和团员的身份均不是公开的。基层党、团支部和小组的活动也是秘密的。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有效地开展组织生活,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党团组织与群众的关系,总结并吸取了打AB团的教训,前委决定把党团员身份公开。红4军党团员公开的仪式是于江西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在吊封举行的。那天,部队整队入场。会前给每个党团员发了一个红布条,上面分别写着CCP和CCY字样。各单位党团员和 非党团员按纵队列队左右分开。在罗政委讲话之后,一声令 下,党团员戴上红布条,党团员和非党团员纵队分别向左和 同右转。这样,党团员与非党团员面对面,身份就公开了。顿时会场群情振奋,异常活跃。会议在高唱国际歌中结束。我那时是共青团员,站在了团员队伍里。实践证明,在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初期,在斗争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党团组织秘密地开展工作是适应当时斗争需要的,而随着党团组 织的不断发展,对敌斗争由秘密转向公开,适时地公开党团员身份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期间或稍前,红军部队里发生了打AB团的事件。事件中抓了些人,说他们是AB团,是反革命,搞破坏活动。有的抓起来就拷打,有的忍受不了就“招供”,甚至到队列前认人。还有的把平时在一起喝过酒、吃过花生的人也牵连上,搞得人人自危。我在办公厅工作,曾目睹过若干审讯场面,但对AB团的组织及其活动,肃反中的一些问题都不太懂。相信自己是共青团员,当红军前担任团支部书记,是特委介绍参加红军,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还是小心谨慎,提防坏人从中捣鬼,不与工作无关的人接近,不吃别人的东西,不随便说话,将戴在臂上的红袖章上的名字卷起来,不让人看,以防坏人乱咬发生意外。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红军部队在黄陂、小布、吊封一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并两次出动,只因敌军部队靠得紧,未有空隙,故两次都撤回待机。

   有一天,天有大雾,红军拂晓出动,突然包围龙冈敌军18师,我四面猛攻,一举全歼这个师,并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辉瓒。接着,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的一个旅。至此,敌军纷纷撤退。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了。红4军进驻广昌。头陂一带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款筹粮,为粉碎国民党的再次“围剿”作准备。部队回忆起红4军在吊封准备反第一次“围剿”时,机关和部队演了一个戏,剧情有红军打了大胜仗,缴获了好多枪炮,捉了大批俘虏,其中就有个张师长。龙冈大捷,真的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反“围剿”胜利后,大家都说,这戏演得真灵。

   这期间,在行军或送信时,常与父亲见面,但很少说话。按规定送信在门口要喊报告,进门后要立正、脱帽、敬礼,并双手将信件递给收信人。但当我到特务营第1连送信时,在父亲面前很不好意思。每逢此时,连队的首长见了总是开一番玩笑。父亲所在连是个很有战斗力的连队,在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与总部红色警卫团的一个连对调,(这个连的政治委员是龙开富),从此与父亲分手,后来一直未见过面。1932年5月红4军打下漳州,10师驻石码,我接到同乡梁仁芥一封信,说父亲1931年10月就病逝了。没想到1930年底的分手,竞成了我们父子的诀别。想起父亲的一生,他忠厚老实,克勤克俭,对儿女管教严格。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勤奋努力,谨慎诚恳。父亲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难过地在床上躺了一天,科里的同志以为我患病,给予特别照顾。我把悲痛埋在心底,发奋进行 第二次反“围剿”,部队在东固山区隐蔽待机一个多月,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天伙食钱从2角减到5分。我们办公厅借住一间民房,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罗政委睡在床上,秘书和交通班共10多个人用稻草搭地铺,晚上把稻草铺开,一早起来又把稻草捆起来。其余的人都分散住在屋外的草棚里。生活虽苦,但大家战斗情绪饱满,胜利信心十足。一早起床后部队在山脚下集合,一声令下就向山顶冲锋,看谁先到顶峰。下山时每人拾一捆柴禾,有的还拔些竹笋带回做菜吃。晚上有时点燃松树枝照明到禾田水沟里摸泥鳅,以改善生活。那些日子,每天糙米饭,或竹笋或米粉糊作菜,大家吃得蛮香。政治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上政治课,开讨论会,讲革命斗争形势,还举办演讲会,出墙报。我曾写过一段“顺口溜”,前面几句还记得,“一二三来一二三,北方白军到南来,夏日炎炎热难受,打起摆子烧难挨,进了苏区像瞎子,到处碰壁撞脑袋……”这期间,部队曾出动两三次,只因敌军固守阵地,未见移动,攻击时机不到而又撤回。有一天发现敌军向我进发,红军部队即迅速分两路抢占观音岩、九寸岭两隘口发起进攻,乘胜一举攻占富田,然后转向水南、白沙、中村、广昌,一连几天都打胜仗。真是“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

   那时虽处于战事频繁的日月,但仍有许多趣事发生。军政委办公厅交通班常给军司令部等军事机关及3个师去送信,红军中一些领导干部喜欢给年纪小的战士开玩笑。在二次反“围剿”待机作战时,军司令部住在东固,有一次,参谋处长耿凯收到我送去的信后,故意不给我打收条,他借故没有纸,要把收条写在我的脸上。我不干,僵持了好长时间,最后写在了我的手上。这件事后来左传右传,传成罗政委要把收条写在我的脸上,一些回忆文章中也这样讲,我是罗政委办公厅的交通兵,怎能会出现我让罗政委打收条的事呢?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4军分散在广昌一带做群众工作,军部住在广昌县城附近的大洋源,一面打土豪筹款,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一面进行内部政治教育,加强部队思想组织建设。有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家对军委的方针,对军政委所讲的道理及分析的情况更加坚信,也进一步学会了分析形势,坚定了斗争信心,战斗情绪极为高涨。

   1931年5月,在军部所在地广昌附近的大洋源,军直属队委会议作出决定,提拔我为办公厅服务员,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此项决定是军政委办公厅秘书、党支部书记童小鹏同志找我谈话宣布的。因为办公厅秘书长黄益善是军直属队委书记,所以又指定我兼任军直属队委技术书记,在秘书直接领导下负责刻蜡板、油印、誊抄、复写决议和收发保管文件等事项。从那时开始,我更多地接近罗政委、秘书长和秘书,并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刚接近罗政委时,感到他十分严肃。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逐渐感到他诙谐大度,平易近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入伍不久的新兵,更是关一心照顾,引导大家努力学习本领。经过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学到了不少好思想、好作风,受到了不少教育,各方面得到了很大长进。 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由于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法,未等红军集结就深入到苏区腹地。红军只好绕道迂回闽西,到赣南兴国、高兴墟一带集结,并拟从富田突破,迂回敌侧后。因被敌人发现,又回撤到高兴圩的官田集中。此时我军回旋地只有几里路宽,部队选择了从莲塘、良村方面国民党非嫡系部队处突破,歼敌两师。但前面把敌歼灭,后面敌人也赶到,缴获的武器和我军伤员有丢失,造成战场极为紧张的局面。接着又打黄陂,得胜后部队隐蔽通过敌封锁线,在神岗休整15天,再在高兴墟同蒋、蔡19路军打了个平手,双方撤出战斗。高兴墟那一仗罗政委因脚趾甲碰伤化脓,不便行走,他带我们在竹槁岭军第二指挥所指挥,后转到方石岭打了个歼灭战,把敌韩德勤第52师全部歼灭。由于高兴墟一仗的经验教训,在歼灭敌52师战斗中,部队都特别注意补充武器弹药和刺刀,及洋镐、铁锹、铜锅等其他工作器具,懂得了如何保存战斗骨干,部队建设有了很大进步。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红4军奉命到石城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军部住在石城秋溪墟。这时政委办公厅与政治部合并,罗荣桓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原政治部主任彭祜调江西省军区),政委办公厅秘书长黄益善任政治部政务科长仍兼军直属队委书记。我到政务科任科员,仍兼任直属队委技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部队每到一地,我就带领有关人员到附近农村进行乡情调查,特别是重点找一些贫苦农民和长工了解情况,发动组织群众打土豪。对谁是地主,有多少财产,应罚多少款,做到心中有数。对逃避罚款的地主豪绅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因此每次我们都能搞到数量不一的款子。

   在红4军政委办公厅工作这段时间,罗政委对我的教诲、培养和影响令人难忘,也为我以后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入列宁青年学校

   1931年10月的一天,罗荣桓政委的勤务兵通知我,讲罗政委找我有事。我立即赶到罗政委处,从罗政委对我的谈话中才知道,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在红军建立青年工作系统的指示,要求军、师政治部设青年部、青年科,团设青年干事。为了培养青年干部,由少共中央列宁青年学校招收学员,团以上单位备选一人。我是作为红4军直属队青年干部人选去参加学习的。谈话中,罗政委鼓励我好好学习,准备做青年工作,并让我尽快去瑞金报到。

   听了罗政委的谈话,我非常高兴,并表示一定好好学习。第二天,我背着包袱和毯子启程,经壬田市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报到,列宁青年学校就设在这里。全校有60多名学员,教室设在当地一个地主宅院里,设施简单,桌凳都是临时向老百姓借的。学员白天集中上课、讨论,晚上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

   列宁青年学校的负责人是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和宣传部长陆定一,主要授课人即他俩。教学内容是革命形势、政治常识、共青团组织和少先队、儿童团的性质、任务及其他一些革命道理。负责少先队工作的王盛荣专门讲了一次苏联问题。教员讲课后,分组进行讨论并测验。这些内容过去虽然接触过,但认识肤浅,通过系统学习,认识就比较深刻了,收获确实不小。在列宁青年学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自给学员讲政治形势、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等问题。他们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非常深刻,听了使人受启发和教育,受益很大。我十分珍惜入列宁青年学校这个机会,课堂上认真听,记笔记,讨论积极发言,不懂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毕业考试中,我同一个名叫魏俊的同学总分一样都摆在首位,但学校决定魏俊第一,我名列第二。说起那次毕业考试,一直觉得是件憾事。那是在毕业之前,周恩来同志从上海到瑞金,给红军在瑞金的中央机关干部作了一次政治报告,我们列宁青年学校的全体学员都去参加了。其中有些问题我听得不清楚,考试中答得不理想,魏俊比我多5分。虽然总分一样多,但在这项考试中我比魏少。因而毕业总考名次排列魏俊第一,我第二。

   五、红10师的青年工作

   1931年12月底,我从列宁青年学校毕业后,回红4军分配工作。从叶坪经壬田市、洪石寨,到达石城县城。那时,国民党第26路军已举行宁都暴动,红4军部队进驻石城一带,军直属机关住在城里。我很快向罗政委汇报了学习情况,递交了学校的毕业鉴定。罗政委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毕业鉴定,非常高兴,并告诉我休息几天,准备到第10师任青年科长。我在军政治部住下后,见了童小鹏秘书,见了政务科的同事,还见了其他一些熟人。大家相见非常高兴,相互谈了分别后的情况。这一晚,我没有睡好,反复考虑当青年科长的事。这次学习回来做青年工作是不容置疑的事,但当师的青年科长,负责一个师的青年工作感到没有把握。科长怎么当,工作如何做好,心中无底。又听说10师政委李赐凡很严厉,在他领导下工作有点胆怯。第二天,我把自己所想向罗政委作了汇报。他给我讲青年工作的意义,教我做青年工作的方法,鼓励我在实践中大胆地工作,好好锻炼自己。他还亲自找李政委专门介绍了我的情况,并嘱李政委对我好好帮助和指教。罗政委这种关心培养青年干部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我解除了思想顾虑,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罗政委谈话后,我很快去10师报到,开始在青年工作岗位上接受实践锻炼。我到10师向李赐凡政委报到时,他给我介绍了情况,要我先熟悉部队,大胆开展工作,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及时提出,由他帮助解决。还交待政治部邓逸凡秘书为我安排住处,帮助熟悉情况。到10师报到后那些日子里,在行军作战环境中,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我尽可能多接触大家,同志间很快就熟悉了。我还利用行军作战间隙,分别到各团同青年干事一起,了解情况,研究工作。

   红10师是在井冈山以南昌起义部队的红28团为基础扩大的,是红4军主力之一,战斗力很强,战斗中多担任主攻。在运动战中行军速度快,攻击冲锋猛,迂回包围神速。当时师长陈光,政委李赐凡都是湖南宜章人,参加湘南暴动后上的井冈山,两位都是指挥灵活,英勇善战的骁将,指挥红10师打了许多胜仗。李赐凡更是能文能武,军政双全。李政委兼任政治部主任,青年科长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认真负责,对部属严格要求而又关心爱护,尤其是对青年工作的大力支持,使我深受教育。1933年他改任师长,在枫山铺战斗中双腿负伤,1934年红军长征时留在江西苏区。1940年南方党代表团前往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经山东费县七里河115师政治部驻地,代表团团长古大存同志给我们讲了一红军长征后南方党领导游击队斗争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李赐凡同志在一次转移中光荣牺牲了。我默默致哀,深切缅怀这位好领导。

   我在担任红10师青年科长期间,从1932年1月到1933年1月整一年的时间里,随部队参加了赣州战役的南康、新城战斗;漳州战役的南靖、石码战斗;南雄、水口战役;北上作战的东安、南丰、建宁、泰丰战斗;以及资溪、金溪、黄狮渡、邵武等战斗,都是胜仗。但由于敌兵力集中,不易攻破,红军部队耗费了许多时间进行转移,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时间。

   我任科长时的红10师青年科,先后当过干事的有林圣绪、郑德凤(后改名郑效峰),还有一位其姓名记不清了,他是一位永新老表。各团青年干事是:28团王炳山,29团段连绍,30团是一名姓康的同志(湖南耒阳人),师直属队罗胜旺(瑞金列宁青年学校同学)。我们这几个师、团青年干部经常相见,有时在开会时,有时在行军中,共同商量工作,研究情况和问题。那时部队青年工作同整个政治工作任务一样,主要是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增强内外团结,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青年工作要取得成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采用适应青年特点的方法开展各项活动,从而发挥团组织和团员的模范作用。当时部队称这种地方叫做“青年化”的工作方法。

   首先是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在青年中,挑选家庭出身好,政治觉悟高,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的青年作为发展对象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提高对团的认识,自愿履行团员的权利、义务,遵守团的纪律。经过培养和考察,成熟后按规定办理入团手续,编入团的组织。每个团员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团的章程。

   组织和带领青年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和开展思想互助,是青年工作的重要任务。所有团员和青年都积极参加各项学习,讨论中认真发言,不爱发言和学习成绩较差的要给予帮助。尽管当时学习条件很差,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进步都很大。组织青年学军事,不仅仅引导大家掌握军事技术和战术知识,更重要的是结合作战任务,分析军事斗争形势,认清我之有利条件和敌之不利条件,增强胜利信心,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在学习和工作中特别强调相互帮助,并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具体互助方法,工作中很强调针对性,因为红军战士中,有的来自苏区,受过一定的革命教育,有的来自白区,因为受压迫起来革命,参加了红军;还有的则是从白军中解放过来的,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旧军人的思想、作风和习气。参军的情况不同,但都需要进行革命道理的教育。教育除上政治课外,就是充分发挥共青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在开展思想互助活动中的作用,引导他们及时了解情况,针对不同战士的思想问题,耐心地进行帮助和解决。所以,哪个战士有了思想问题,党、团组织和干部很快就知道解决也比较及时有力。

   在红军艰苦的斗争中,共青团最活跃的工作要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它既可以活跃部队,又可以从中学政治、学文化。当时针对青年战士政治热情高,性格开朗,喜欢求知求乐等特点,较多的形式是开“自由晚会”。晚会一般在作战间隙或短期休整期间的晚上进行,先由连队“列宁室”或俱乐部负责人发出通知,尔后各班报节目和表演人,稍加准备即组台表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真是生动活泼,热闹非常。节目多是战士家乡的地方戏曲,如江西山歌,福建采茶调,湖南花鼓戏,北方戏曲调等。还有一些战士,上台讲个笑话,猜条迷语,甚至出个“洋相”以达到活跃气氛的目的。那时物质条件差,演出不用道具,不用化妆,战士们争先上台,即席表演,寓教于娱乐之中。行军作战的疲乏,困难重压下的某些低沉情绪,都在这欢乐的气氛中消失了。

   青年工作最使部队感兴趣的是当时组织的演讲会,它是培养锻炼人的一种好形式。在部队休整期间,以团或师为单位组织这项活动,每个连选一至两名代表参加。演讲题目由团或师统一规定,具体内容由演讲人自己准备,每人一般规定讲5分钟。演讲可以写成稿子,但不能照念稿子,并要求有开头,有结尾,段落层次清楚,语言清晰简明,表达声情并茂。那时战士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只不过是初小,有的只念过几天私塾,还有的基本上是文盲,但他们讲的是。自己的见闻,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语言,很生动,很实际,战士们喜闻乐见,乐意接受。一些文化低的战士,在这种活动带动下努力学习,积极锻炼。战士的演讲,往往与平时听干部的讲话有关。因为红军干部的讲话,都没有稿子,讲得简明扼要,道理清楚,语言简练,有一套自己的风格,部队上下比较熟悉。因此,各单位战士的演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本单位干部讲话的风格和特点。

   在反“围剿”的日子里,正是红军供给非常困难的时候,部队缺衣、缺粮、缺油、缺盐、缺药。尤其是南方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疥疮、疟疾和胃肠炎等常见流行病严重威胁着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和预防疾病,是防止减员和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面。为此,共青团在部队中发起了“三不”活动,即: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辣椒。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物,容易助长上述疾病的发生。这项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对预防疾病产生了好的作用。但过严的做法,对那些吸烟历史长和习惯吃辣椒的同志,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后来,罗荣桓政委对这项工作既给予了肯定,也指出了其中欠妥当的做法。

   尽管当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红军部队仍根据形势和任务,适时地召开各种形式的纪念大会、誓师大会、祝捷大会。共青团组织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接受教育。每逢大的革命节日或纪念日,如“五一”、“七一”、“八一”,都要召开纪念大会,讲纪念日的来历、开展纪念活动的意义及怎样以实际行动进行纪念。新战士参加是第一次受教育,老战士参加是反复受教育。誓师大会一般是在反“围剿”中大的战斗之前召开,主要是进行思想动员,分析作战形势,号召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冲锋,拼命杀敌,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祝捷大会是在打了胜仗之后的庆祝胜利大会,为了扩大声势,提高水平,一般以师、军为单位举行。主要是庆祝胜利,总结经验,表扬先进,奖励英雄模范。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为了防空,这些会议一般都在树林中召开,拂晓前部队集合完毕,天一亮就开会。不管是纪念会、誓师会,还是祝捷会,都力求开得短小精悍,生动有力。除领导同志和单位代表讲话外,会议结束时都要高呼口号,以激发情绪,鼓舞士气,增强会议的效果。

   反“围剿”斗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断扩大红军的力量极为重要。因此,共青团工作的对象,不仅仅是红军内部的青年,还要做好对地方青年的宣传工作,运用各种形式吸引和动员他们参加红军。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派出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到地方青年中开展参加红军的宣传,尤其是找那些出身贫苦的工农青年进行宣传,提高他们对红军的认识,自觉参力口红军。1932年5月红军打下漳州后,赣南、闽西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少先队到漳州参观,军团政治部分配由各师青年工作部门分别组织接待和联欢。我带几名青年干部从石码到漳州,与分配给10师的参观团取得联系,和他们开展联谊活动,并利用这个机会动员青年参军。

   雷永通、杨兰风等就是那次从地方参观团参加红军。青年工作就像一座桥梁,把部队同人民群众联系了起来。许多地方青年在部队的动员感召开,踊跃参军入伍,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1933年初,红1军团在黎川进行整编,红3军和红4军的香号撤销,两个军的6个师整编为4个师,直属军团建制。我由10师的青年科长调军团政治部青年部任干事,在部长赵云龙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青年工作。这期间,主要是参加检查军团所属几个师的青年工作和军团政治部机关的党政生活,还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等活动。

  第二章 在红1军团政治部技术书记

   兼指导员岗位上

   一、参加机关政治工作

   1933年5月,我由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干事调军团政治部总务处,接替童小鹏同志,担任技术书记职务。主要是在总务处长领导下,负责誊抄、复写、收发、保管文件,翻译总政治部发来的电报,以及迎来送往中的接待工作等。由于当时政治机关没有设专职政治工作干部,机关的政治工作由部门干部兼管,而这些工作的组织和联系由总务处负责,具体的则多落在技术书记身上。这样,我除了完成技术书记的工作任务外,还参加机关一些具体的政治工作。1934年3月我正式兼任军团政治部指导员后,技术书记范围内的工作仍由我去做,同时还要履行政治指导员的职责,参加机关党的支部工作、战士政治教育以及机关行政事务的保障等工作。

  我当技术书记不久,罗荣桓同志调离红1军团,军团政治部主任由李卓然副主任接替。李主任是湖南人,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中央苏区红军工作,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比较高,对宣传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开会时大都自拟提纲讲话,还参加了大型话剧《庐山雪》的演出。

  这期间,正是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打了大胜仗,红军实行正规化,红1军团在藤田改编。这次改编,师以下部队逐级缩编,师缩编为团,团缩编为营。取消了军一级组织机构,由军团直辖师。各级均实行“三三制”编制。改编不仅统一了编制,还统一了各类人员的职称。此外,就是利用改编间隙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和体育比赛,从团到师到军团都召开了体育运动大会,最后由军团挑选优秀选手到总部参加全方面军的运动会。真可谓大张旗鼓,热火朝天。

  红1军团在这次改编中,除原来所辖的红3军和红4军4个师外,还把红22军两个师的部队编了进来,新编成第一、第二两个师,直属军团领导。每个师辖3个团,每个团辖3个营,实行正规化管理。改编中由于兵员不足,只好把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充实进来,结果地方部队大大减少,主力部队也由于新兵成份多.,战斗力相对减弱。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这种所谓的正规化,实则是“左”倾路线特别是军事教条主义的影响和反映。记得有一次阅兵,l军团2师部队列队在_广场受阅,广场一侧搭了一席棚,检阅的人在棚内,未曾与部队直接见面,这同传统的阅兵领导干部与部队亲切相见不一样,大家感到奇怪,不知为什么,后来机关的同志才听说,是由上海来了一名外国顾问,为了保密所以在席棚里检阅红军部队。对这种阅兵,红军官兵不能理解和接受。

  红1军团部队于藤田改编之后,开始出动作战。先是向西线活动,由于在敌人堡垒之间难以捕捉战机,除乌江圩战斗外,基本没有什么战绩。福建事变后,第五次反“围剿”,红1军团部队即在建宁一带迎击敌人。部队每天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隐蔽待机,黄昏后撤回原地,机关和部队都十分疲劳。这期间,我每天都随李卓然主任带领的军团政治部少数干部,到军团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去做战时政治工作。那段时间的仗打得比较被动,几乎找不到好的战机,前面的部队一转移,敌人很快就前进占领我们的阵地。

   1934年4月,部队转移到广昌方面,我仍随李卓然主任到前线指挥所工作。广昌失守后,李卓然主任调离红1军团,朱瑞同志调来接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朱主任是江苏人,在苏联留学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曾在红5军团任过政治委员,后调1军团。他有文化'理论水平高,指导工作具体细致,尤其对于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抓得紧。保卫兴国的战斗持续时间较长,每防守一地,都要投入人力物力挖战壕,修工事,与敌人的工事堡垒相对抗。当敌人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向我们发动猛攻时,部队都是英勇战斗,顽强抗击。由于我们武器装备不足,又缺少弹药,只能给敌人一些杀伤后立即转移。部队撤至一新地带又妻加紧修筑工事,抵御敌人,就这样节节抗击。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作战都是消耗仗,只有1934年9月初的温坊战斗,红1军团部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利用敌人立足未稳采取夜间出击的战法,歼灭敌

  人1个旅,打了个大胜仗。但这只是战术上的胜利,对整个战局没有起到大的影响。红军这个时期的作战,为什么处处被动,连连失利,直至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时并不清楚,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知道这是“左”倾军事路线带来的恶果。

  1934年的9、10月间,红l军团部队继续向南转移,军团政治部住在雩都县铜锣湾。这个时期机关政治工作主要是做党的支部工作0军团政治部机关是一个党支部,按部门和勤务班排编成党小组,所有党员包括干部党员和战士党员都编入党小组过支部组织生活。支部委员和小组长都是民主选举产生,一般由科长、干事和战士党员担任。这期间特别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大都是选工农出身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工作。军团政治部有挑夫班长叫张景连,是个长工(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贫农是半无产阶级)。在支部大会选举中,他当选党支部书记,我当选为党支部副书记。张景连同志是江西省上高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以身作则,是个好党员,就是缺少文化。我俩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把支部工作做好。那时党的支部大会有一套程序。(一)宣布开会;(二)唱国际歌;(三)作报告和讨论;(四)批评与建议;(五)临时动议;(六)散会。党的组织生活,经常性的内容是组织学习,不断提高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政治水平,引导党员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积极工作,团结群众,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党的生活中还注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员中的各种不良倾向和违反纪律的现象,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军团政治部,干部的政治学习和教育,由各部门自奄组织。我重点参加对战士的教育,主要是进行革命斗争形势、任务和前途的教育。那时军团政治部有战士和勤杂人员约60人,担负各项勤务保障工作。由于战斗频繁,只能抓住战斗间隙时间,采取灵活机动的形式进行教育。那时正是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紧张战斗时期,从上到下的战斗口号是:“誓死保卫苏维埃”、“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与敌人决一死战。”还有一首少年先锋队上前线歌,歌词是:“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坚决与敌决死战……”利用呼口号和教唱革命歌曲鼓舞红军官兵的战斗情绪,也是政治教育的一种形式。当然,这个时期由于“左”倾路线对政治工作的影响,按上面所提的“左”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但不切实际,达不到实际效果。

   在红军机关和连队中,有一个组织干部战士政治学习和文化娱乐的组织,叫“列宁室”。布置“列宁室”,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各种竞赛,也是机关政治工作的内容。我们政治部不仅在内部搞一些竞赛,还参加军团直属机关组织的竞赛。竞赛活动的内容比较广泛.,有政治测验、演讲、歌咏、墙报及体育项目的竞赛。在比赛中,政治部和保卫局往往形成对手,竞争激烈,但政治部“文化人”多一些,多数比赛的得分胜保卫局。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只好在第3、第4上争名次。军团保卫局罗瑞卿局长当过师、军政委,喜爱文体活动,还参加过好几次大型话剧的演出,担任主角。军团政治部办了个文化娱乐训练班,放在保卫局受罗局长领导。他的好胜心极强,据童小鹏同志“军中日记”记载,在一次军团直属机关比赛中保卫局未拿第一,他受到了罗瑞卿局长的批评。开展竞赛活动,不仅活跃了部队的政治文化生活,而且使红军战士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

   纵观这个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我们可以这样看,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之后,特别是古田会议的召开;红军的政治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和制度,并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红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1931年下半年至1933年下半年,王明“左”倾路线处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它不仅使红军的作战遭到挫折,对红军的政治工作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突出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那个时期部队进行的政治教育,呼喊的口号,教唱的歌曲,其内容空泛,脱离实际。红军官兵明显地感受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教育,远不如前4次反“围剿”期间那样扎实有效。当时并不清楚产生这些后果的原因,只是按上级的规定和要求去做工作,直到长征中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之后,才知道是“左”倾路线的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带来的恶果,使红军韵作战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个时期,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广大指战员坚持不懈的斗争,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仍取得了一些胜利和发展,在曲折发展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

   二、团结战斗在长征路上。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中央红军未能在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离苏区,进行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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