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通今

　　采访人物：　涂通今，生于1914年，福建省长汀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卫生所医生、所长，中央教导师医务主任，后方第四医院医务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延安和平医院主治军医。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1955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和该院副兵团职顾问。 　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正式采访之前，我们被客厅里将军和夫人的大幅彩色金婚照片吸引了。将军夫人取来了红军的八角帽给将军戴上，搭配灰色的褂子和裤子，将军希望给我们还原出七十年前长征时的模样。接受采访之时，将军的夫人一直关切地看着将军，有时给我们“翻译”将军的方言，有时给将军递水，有时接听电话，还随时听从将军调遣取来资料。

　　    聆听毛泽东讲话，乡下少年终成博士将军

　　    福建长汀，涂通今的家乡，位于闽西与江西交界，距离瑞金仅44公里。这里曾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3月至1933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以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先后到长汀开展革命活动，创建红色政权，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毛泽东同志曾七次经过这里。

　　    将军至今对于1929年红军领导的闽西革命的细节记忆犹新，甚至连引用毛泽东诗词也是信口拈来，令人佩服将军的记忆力，“1929年1月，红军队伍从井冈山出发，3月，来到闽西长汀。长汀一战消灭敌人3000多人，捉住旅长郭凤鸣，解放长汀。同时，朱德、毛泽东提出在闽西开展建立革命根据地。5月，红军越过汀江，取得革命胜利，毛主席有诗‘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红军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同年7月，长汀农民暴动之后涂通今全家都加入革命队伍，15岁的涂通今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

　　    10月，推翻地主阶级后的第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打蕉”（音，闽西客家语）这一天，显得格外热闹，“秋天割完稻子的田地成了天然的会场，老百姓搭台唱戏，还表演传统娱乐。毛委员也来到了会场，还给群众讲话，他说‘我们要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以人民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 据将军回忆，毛主席那天打着绑腿，穿着灰色的列宁装，戴着红军帽。“毛主席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和一般人不一样，有学问，想着群众，知道群众的心理，受到群众的欢迎，听了他的讲话，我就下了决心要参加红军，为更多的老百姓谋幸福。”

　　参加红军，志在端枪打仗却当护士

　　　涂通今，1914年10月出生在福建长汀县涂坊镇的一户贫农家庭。因为家贫，他在同族祖宗“裔资谷”的资助下才读完了私塾高小。此后，便成了放牛娃。1929年12月，毛泽东和朱德在涂坊镇召开6000余人的军民大会，号召大家“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从此，这位放牛娃便成了手拿梭镖的少年赤卫队队员。1932年，在当区苏维埃代表的父亲的支持下，涂通今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期间，战斗的伤亡使得红军对于医护人员的急需凸显，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涂通今参加红军后立即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入院第二天有个考试，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乍一看题，涂通今这个高小毕业的孩子懵住了，猛然间，他想起医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凭着记忆，他把这句话一字不落地写在答卷上。发榜时，涂通今名列第一！这次考试之后，医院将30名看护编为3个班，一边工作，一边进行8个月的专业培训。结果，无论专业理论和临床技术课，涂通今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兴国上红军卫校

　　做了8个月的看护工作，涂通今被选送到位于江西兴国县茶岭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这是他接受正规医学教育的起点。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我军自己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１９３１年冬创办于江西于都，１９３２年迁到兴国茶岭，涂通今是该校招收的第二批学员之一（这一批学员共３０人）。当时的红军卫生学校，根据学校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秀的医护人员的教育方针，主要学习简要的基础课程，包括部队常见病、多发病医治知识和战场急救技术。经过卫生学校的专业学习之后，涂通今从一名护士成为了一名医生。

　　　关于红军卫生工作的资料，大部分在战争年代已经遗失，但是有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的。为此事，专门访问了原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现已离休的高恩显将军。

　　“这应该‘归功’于当年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总司令陈诚。他当时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不料，他为了搜集红军情报所建立的‘石叟资料室’（陈诚号石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宝贵资料。陈诚晚年在美国定居，去世前将这批资料赠给哈佛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国内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却在上世纪50年代，得知了这批东西的下落，但不知其内容。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的孙女高星在美国读高中时，才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联系上，从一位整理这批资料的美籍华人吴女士那里得到目录，最终得到了其中有关红军卫生方面资料的复印件。”

　　这批从美国回流的资料，现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我在其中红军卫生学校第二期学员名单上的28人中，找到了“涂通今”这个名字。从《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第四期简章》可以看出，当时红军的医学教育以实用为主，相当全面，所列课程如下：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提要、药物学、诊断学、细菌学提要、外国文（日文、德文）、病理学提要、内科学、外科学、卫生勤务、皮肤花柳提要、耳鼻咽喉提要、军队卫生、毒瓦斯预防、眼科提要、法医提要、临床实习。

　　１９３３年７月，他以优异成绩从卫校毕业，到瑞金红军总卫生部报到，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第三师八团卫生队任医生。  在苏区反“围剿”时，涂通今参加了江西寻乌、福建武平、江西黎川与硝石间等战斗。在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的严酷斗争中，他初步掌握了战场救护技术和如何做好战时的卫生工作。 

　　　他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在卫校加入共青团，同年１０月转为中共党员。  　   中央苏区卫生事业

　　白手起家办医药

　　　与“瘟神”斗争，就要兴医办药。红四军在井冈山办有一座小井红军医院。红四军出击赣南时，医院留在井冈山，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烧毁，医务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大部分惨遭杀害。红四军在赣南游击时沿途负伤的同志，只能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到了东固根据地后，才将伤病员留下，一部分就地安置，一部分送到桥头红色区域。后来，桥头的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便在琵琶垅这个小山村，办起了一个临时医务所，用草医草药为伤病员治疗。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占领长汀城。长汀有个“福音医院”，是英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可他同情穷人，支持革命，支持红军。红四军在长岭寨战斗中负伤的几十名伤员，得到他们很好的治疗和保护。4月初红四军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前，毛泽东、朱德要他继续挂“福音医院”的牌子，用英国人给的钱和药，为红军治伤养病。傅连暲高兴地答应了。从此“福音医院”成了不挂牌的“红军医院”。

　　　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将领都懂得，红军的医疗保障直接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1930年前他们多次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派送医务人员到红军中来。毛泽东还注意动员民间的医务人员参加红军，为红军服务。吉安城中有个名医叫戴济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在吉安城开了一间药店，既行医又卖药。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占吉安城后，毛泽东慕名专程前往探望。一席长谈，感动了戴济民。这位名医毅然参加了红军，帮助办起了红军医院。党中央也非常关心红军和苏区的医疗工作，冒着极大的危险，给苏区派出医务人员，采购和运送医药用品。贺诚、彭真(彭龙伯)、陈志方等红军医务工作者，都是1931年前后由上海派到中央苏区来的。

　　　贺诚是四川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医科大学，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就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者生涯。1928年冬起又在上海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春，他受党中央委派，来到中央苏区，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

　　　贺诚到设在兴国莲塘的红军总医院了解情况。蓄着长胡子的总医院院长戴济民告诉他：红军总医院下设4个分院，分散在兴国连塘村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医院收治的伤病员，最多时达1万人，少时也有六七千人。医院的器械和药品，主要靠战场缴获，只有很小部分通过商人购买，还有一部分是自采自制的。什么竹制的镊子、探针、夹板，木匠使用的锯子，甚至屠户使用的刀子，都用来做手术，真是难以想像。西药很缺，医务人员更是严重不足，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寥若晨星。党和红军千方百计从俘虏的医官中争取一部分人留下使用，还用高薪聘请白区的医生来苏区工作，但人数很少。一个收容300名伤员的医务所，一般只有一个医生，有时还摊不到一个医生。看护工作主要依靠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妇女来做。她们热情、勤快，但不懂多少护理技术。由于条件限制，治疗手段简单，有些本来可以挽救生命的重伤病员，往往难以挽救……

　　　这些情况告诉贺诚：当前，无论是医院的数量、规模、医疗器械和药品、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远远适应不了红军发展和战争扩大的需要，更无法满足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下决心克服困难，加快红军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1932年10月，中革军委将总军医处改设为红军总卫生部，继续由贺诚任部长兼政委。此后，红军中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立卫生队，连设卫生员。在医疗机构方面，军委成立了红军后方总医院，下设有7个后方医院；各军团和军区还设立了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体系，至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已基本趋于完善。在中革军委统一部署下，从军委到各级都建立了伤员转运委员会。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互相配合，各司其职。从前方到后方医院的250里长的兵站线上，组成了师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后送救治体系。

　　　地方的医疗卫生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从中央政府到省、县、区苏维埃政府，都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在省、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和一些大的集镇，人口稠密的乡村，还建立了医疗诊所，专为群众治病。

　　　瑞金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为发展红都的医疗卫生事业，方便中央各机关干部看病，1933年初毛泽东主席亲自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搬迁到瑞金的杨岗下，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这是当时苏区唯一设备较为齐全的医院。它主要为中央党、政、军、群各机关工作人员服务，同时也接收负重伤的红军重要将领。王稼祥、彭绍辉、方强等同志都在这里治疗养伤。

　　　苏区还白手起家办起了卫生材料厂。这个厂初办时设在于北区的琵琶垅，由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担任厂长。她领着一批农村青年妇女，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蒸笼消毒加工药棉、绷带等敷料。后来，这个厂迁到瑞金朱坊，发展成为3个车间：一个是酒精车间，一个是制药车间，一个是敷料车间。制药车间采用当地中草药材，生产出了一批中成药丸剂，解决了急需。

　　　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调剂药品，中革军委还发布训令，要求由总卫生部统一采购和分配药品，这既使苏区十分珍贵的药品得到统一管理，又防止了一些投机商人乘机抬高药品价格，减少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济损失。

　　　中央苏区的医药事业，就这样从无到有建立发展起来了。因陋就简办医校建立和发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关键是要培养足够数量的红军医务人才。

　　　毛泽东和朱德等红军统帅，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931年9月下旬的一天，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在兴国水头庄向总政委毛泽东汇报红军的医疗工作，谈到准备创办学校自己培养医生时，毛泽东立即说：“好啊!”1932年2月，红军军医学校正式开学。学员共25名，是从各部队送来的200多人中录取的。学校校址选在于都县城的一座空教堂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赶来参加开学典礼。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保证学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后来朱德亲自批准将学校搬到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兴国茶岭。

　　　红军军医学校除校长(贺诚兼任)、教务主任(彭真兼任)外，当时只配备了两名业务教员和一名政治教员。学员要学习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但以学习战伤和防治痢疾、疟疾、下肢溃疡和疥疮四种常见病为主，学制8个月至1年。学校的办学条件很艰苦，学员们自己挑粮、砍柴、修建校舍，自制教具，自印教材。由于学员文化程度都较低，许多生理、病理知识尤其是西药名称，难于理解和牢记。他们就认真听、认真记，天天晚上在菜油灯下熬到深夜。第一批学员于1933年4月完成学习计划，其中19人通过毕业考试，很快分配到红军各医院工作。接着，招收了第二批、第三批……

　　　1933年8月，军医学校从兴国茶岭迁回瑞金，改校名为红军卫生学校，扩大了规模。学员增加到四五百人。学校的教学条件有了改善，有了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培养室和检查室，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红军总卫生部决定将中央红色医院改为学校的附属医院。1931年冬傅连唪在长汀“福音医院”创办的“红色医务学校”，也合并到红军卫生学校。学校建立了一套较为正规的教学制度，划分了基础、临床、实习等教学阶段。教学机构也日趋健全。学员中除原有的军医班外，还办起了调剂班、卫生长班、看护班、保健班、研究班等短训班。

　　　红军卫生学校从1932年2月创办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时，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这些红军自己培养的红色军医，在红军部队和苏区地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第一期学员中的游胜华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江西万安县人，只上过5年学，当时到军医学校报到时，只有17岁。1933年4月从医校毕业。全国解放后曾任总后勤部预防处处长、局长、湖南医学院院长等职，并被授予少将军衔。

　　　全国解放以后曾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涂通今少将，是福建长汀县人，当年也是红军卫生学校的学员。他曾吟诗一首，回忆红军卫生学校的学习生活。诗日：

　　　“中央苏区无医堂，

　　创办卫校好主张。

　　采取实用短训法，

　　‘红色医生’美名扬。”

　　苏区群众性的卫生运动

　　　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以前，赣南、闽西广大农村的农民，不注意讲究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早婚等等乡俗恶习，根深蒂固。在红军队伍中，由于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也存在许多不卫生的习惯。这些陈规陋习，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红军的领导机关，十分注意教育苏区人民群众、红军指战员破除陈规陋习，讲究卫生，号召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同一切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932年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制订和颁布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同年3月，又制定和颁布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7月间又制定1933年8月至12月的《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11月发出《关于预防传染病问题》的通知。这些文件对苏区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提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防疫卫生运动的宣传，成立群众性的卫生委员会；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进行清洁工作，造成对于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社会监督；普及卫生常识，解释各种疾病的来源和预防方法；检查没有深埋的尸体，防止腐烂发生瘟疫；切实注意和改善医院的卫生设备，组织检查卫生的突击队，办好宣讲卫生的壁报，批评不讲卫生的恶习，等等。《苏区卫生运动纲要》中要求卫生工作“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

　　　苏区群众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城市、乡村、机关、部队都建立了各级_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会之下设立卫生小组，负责检查督促本小组卫生工作。家与家、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以至县与县，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之间，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品；落后者批评，限期改正。卫生防疫运动在红军部队开展得更好。例如，当时了为预防赤痢，总卫生部规定不准吃辣椒等刺激性强的食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是四川人。有一次实在熬不住，偷偷地弄了点辣子吃。结果被发现，受到了通报批评。他乐呵呵地说：

　　　“不准吃辣子，还要开除参谋总长，红军的新鲜事真多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