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烈

　　保卫红色首都 保卫开国大典

　　采访时间：2001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 吴烈将军家

　　采访人物：吴烈，北京军区原副政委，1915年10月出生，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即先后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排长、队长、大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大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备团团长、政治委员兼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等身份参与警卫毛泽东的工作，经历了许多保卫毛泽东的幕后故事。这位戎马一生功勋卓著的将军最为传奇的是他曾负责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次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工作，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卫戍司令。

　　　

　　　受命保卫红色首都瑞金

　　　

　　　我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部队打下吉安后，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每个连队选调一名共产党员，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特务大队，当时15岁的我被选中了，特务大队的任务主要担负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不久以后，我就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排长、队长、大队长。

　　　1931年9月底，第三次反“围剿”一结束，我随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兴国的水头庄，来到瑞金叶坪。当时，瑞金比较安全，离国民党军队较员。邓小平在那儿担任县委书记，各项工作都开展的很好，全县一片红。叶坪在县城东约10华里的地方。我记得，村中有一片樟林，房屋就在大樟树的掩映之中，这也是一个相对较安全的地方

　　　1931年10月的一天深夜，苏区中央局收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须保证大会的安全，保卫措施应先行一步……”第二天上午，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电报精神。毛泽东、朱德他们决定会议就在叶坪来开，大会会场定在毛主席、朱德等几位苏区中央局领导驻地旁边的谢家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这样定都在瑞金了。

　　　不久，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大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不仅要负责在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等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而且还要负责大会召开和瑞金的安全保卫。

　　　

　　参与制定“一苏”大会保密安全方案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在11月1日到5日，要召开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中央苏区政府内和军队内的许多重要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11月7日至20日是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参加这几个会的代表除来自中央苏区外，还有来自与中央苏区隔离的各小块苏区及白区，也有外国来宾参会。国民党南京政府通过情报部门获悉共产党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后，陈立夫和何应钦接连派出谍报人员前往江西赣南、福建闽西侦探共产党建国的时间和地点。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要摧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叶剑英部署了大会保卫工作:警卫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外线警戒，二是内线警戒。外线警戒由参谋部负责，在四周邻县交接处布防军队，在各进出路口设立检查哨卡，并与内线警戒紧密衔接。内线由政治保卫处负责，以叶坪村为中心，负责十公里内的警卫工作，并与外线警戒密切配合。警戒的根本目的，就是严防会议情况泄密，确保会议安全。　我和政治保卫处钱壮飞、欧阳毅执笔起草了大会保卫和内线警戒方案，主要内容:一是军警联手警戒，严防敌特分子渗透，窃取机密；二是设立假会场，转移敌人注意力，防止真会场暴露，确保叶坪村谢家祠会场安全。方案经政治保卫处领导研究确定后，报送毛泽东审核。毛泽东在看完方案后，提笔在方案上签下了两个字:“绝密”，并连夜召集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研究警卫方案。警卫方案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肯定。

　　　设立长汀假会场

　　　按照大会保卫方案，由我们保卫处在长汀负责设立假会场。

　　10月的一天，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长邓发、侦察科长钱壮飞三人各骑一匹战马，朝闽西方向飞奔而去……我们三人很快就来到长汀县委机关所在地。县委书记李坚真把他们迎进了简陋的办公室。李坚真出身童养媳，广东丰顺人，唱得一口好山歌，是中央苏区两名女县委书记之一，她是背叛家庭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的。“李大姐，我们要在你们长汀城设一个会场。”邓发把门关上，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在我们长汀县设会场？”李坚真知道，这意味着“一苏大”在长汀召开，有些惊喜。“这个会场是假的，但必须按真的会场布置。”邓发进一步说明。“借你的宝地，唱一出空城计。”李坚真有些失望，但她知道邓发这个保卫处长出面了，事情一定神秘、严肃。她马上说:“不管真会场、假会场，我们县大力支持，要人要物，你邓处长说了算。”“好，李书记干脆！”邓发站起来，指着我和钱壮飞说，“具体选址、布置，我们钱科长、吴大队长在这里全权负责。”邓发顿了一下，“这里我着重宣布一条纪律:假会场一事，在长汀县只有我们四人知道，多一个也不行，必须绝对保密。”经过选择，会场选在离长汀城不远的南山坝，这里空间宽大，树木稀疏，从空中俯瞰很显眼，易被敌机发现。县委书记李坚真召集了有关人员开会，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把“一苏大”会场建设好。消息传出，长汀县城老少居民都知道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召开的“一苏大”是在自家不远的地方召开，所以为建设会场特别卖力，桌子、凳子、台布很快就按要求摆设好了。主席台也搭建好了，在会场周围插满了红旗，老远就看得见偌大一个会场气势恢宏。假会场建起来了，得到钱壮飞和我的情况报告后，邓发从瑞金赶到长汀，登上“主席台”眺望会场全景，露出了难得的笑意。他握住李坚真书记的手，感激地说:“看不出来，你李大姐的威信这么高，你一发动，群众就很拥护啊！”“会场建得这么好，你们算是头功一件！”邓发转而用少有的表扬口气对钱壮飞和我说。他觉得叶坪的会场还不如这个假会场真实呢！

　　　实行戒严防敌特窃密

　　　1931年10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境内突然比平常多了许多生意人和要饭、算命之类的闲散人员。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政治保卫处的高度重视。“看来敌人已经派鹰犬嗅到我们这里来了。”处长邓发严肃地指出，“各个哨位，以及赤卫队、少先队把守的检查哨卡需要提醒他们严密注意这一动向，查到没有路条的不明身份的人应立即扣押，不得放出苏区，以免走漏风声！”会议作出决定:对无当地苏维埃政府路条者，一律扣押，不得离开，由苏区军民看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这类人员均持有路条，没有理由扣押他们。让这些人自由出入又存在很大风险，如果稍有疏忽，后果严重，必须严加防范。一天，我来到叶坪西边方向的高围乡查哨，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先队员手持红樱枪向我报告:“吴大队长，有个货郎在向小孩撒糖，让小孩去问红军的情况。”事不宜迟，我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让少先队员带路，追上了那个货郎商，把他扣押到乡苏维埃驻地，连夜进行了审讯。原来，货郎商叫梁寿长，是个剃头匠。有一天，多年不来往的表弟来到家里，神秘地告诉梁寿长，要梁寿长改做货郎生意，会补助他五块光洋一天。任务是必须打听红军情报。梁寿长明白这是要自己做特务。他知道这个差使不好做，但又舍不下五块大洋一天的报酬，还有事情完成后“重赏”的诱饵，便身不由己地上路了。面对敌特不断渗透进入苏区的情况，政治保卫处进一步决定:对来往于瑞金之间的可疑分子进行全部扣押，当地赤卫队协助看管，不许放走一个，等开完“一苏大”后再作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不会泄密。政治保卫大队除了保证各哨卡坚持警卫外，其余保卫战士深入各乡村与当地肃反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一起，把在苏区游走的货郎等各色人均“请”进了为他们准备的“行营”，不许走出苏区。10月30日傍晚，政治保卫处对谢家祠堂进行了严格检查，并对参加会场警戒的警卫人员发出了戒严令。而等到会议开始时，警卫人员更是严格检查代表的证件，半点都不敢马虎。直到会议结束，我和警卫人员才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