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雄

　“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它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苏区的转移任务，它就是人们被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采访人物：卓雄，原名卓才廉，曾用名张英。1915年5月4日，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老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参加红军 参加保卫工作

　   卓雄，原名卓才廉，祖籍江西兴国县，1915年5月4日生于泰和县老营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年仅12岁的卓雄就跟着共产党员欧阳邦来到吉安县的东固参加革命，先在红军第九纵队政治部当宣传员，后调入红军独立第四团政治部工作。1928年12月，他参加了攻打兴国县城的战斗，与战友们一道消灭了靖卫团，一举拿下兴国县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在东固，他与战友化装潜入敌人岗楼，突袭敌人的靖卫团部，杀掉靖卫团长。他多次化装进入吉安城，与我地下联络站交通员接头，传递情报。他曾扮作富家子弟将贺怡同志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他还扮装成伙计，护送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同志来到吉安，成功地策动罗炳辉部起义。在吉安的螺子山，他参加了红军九打吉安的战斗。

　   当年卓雄不仅聪明、机灵，而且非常勇敢。1930年8月，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的战斗中，他带领敢死队，将兄弟部队久攻不下的棺材岭阵地夺下，为军团主力全歼敌五个团创造了条件。在红三军召开的战役总结干部会上，军长黄公略特意把他叫到跟前，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小将，小将!我们的好小将!”自此卓雄成了红三军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在攻打袁州团集的战斗中，敌人的子弹贯通他的大腿根部，从臀部穿出，险些要了他的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他伤口愈合，又立即重返前线。

　   1931年，卓雄在邓发、李一氓同志领导的中央保卫局工作，任执行科科长，兼管特务大队。当时正值上海临时中央迁来江西苏区，卓雄等人承担了护送党中央领导人进苏区的任务。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浙江抵赣;另一条是从上海乘船到香港、汕头，转陆路经潮州、大埔、永定、上杭、长汀，抵达江西苏区。从安全方面考虑，党中央领导人大多是由海上过来。

　　　开辟秘密交通线    1930年，中共中央为了沟通上海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及严密的经济封锁，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过汕头、转大埔、入永定、到瑞金的秘密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为确保线路安全，周恩来数次来到汕头，勘察线路，布点设站。    这条交通线长达数千里, 沿线各交通站大都设在敌占区， 进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为便于掩护，不被敌人发现， 各交通站多以开店铺的名义来迷惑敌人。如：香港的金碧酒楼、汕头的富林旅馆、潮州的交通旅社、大埔的大同饭店、青溪的庆丰客栈等， 都是交通站的地点。    汕头站站长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政策和理论的把握也有一套。陈彭年在汕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海电器行的老板。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常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往来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

　　护送大批干部到中央苏区    自1930年到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干部有200多人。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冬天和1931年春天，中央抽调包括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张爱萍、伍修权等在内的大批干部进入苏区。    第二次是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因顾的职务与地位，对上海党中央内部情况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着中央直属机关和高级干部的安全。在周恩来的果断机智指挥下，中央机关迅速搬家，干部及时转移。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经此交通线进入苏区。    第三次发生在1933年1月。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博古、陈云、李维汉、谢觉哉、瞿秋白、李德等人最后进入苏区。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叶剑英是较早经由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1930年秋，叶剑英奉命回到香港，准备经汕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叶剑英是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的“共党头目”，此次护送任务，是由交通员卢伟良全程陪同叶剑英。当准备从香港动身时，国民党当局不知听到了什么风声，大肆散布“叶剑英被捕”的谣言，企图让叶剑英放松警惕。在由香港开往汕头的船上，看到周围耳目众多，卢伟良和叶剑英不得不装作毫不相识，互不搭理。在山区行路时，由于怕暴露目标，一行人基本不问路，不求宿。夜间就寝时，护送人员更是不敢入睡，随时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经过几日的艰苦跋涉，卢伟良终于顺利完成任务，把叶剑英送入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    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周恩来发现墙上镶嵌着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场景，自己正在照片之中。周恩来心中一沉，顿觉不妙，马上不动声色地向陈彭年递了一个眼色，陈彭年心领神会，立刻与肖桂昌上楼收拾行李，将周恩来转移到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在棉安街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仅特务密探宪兵不来骚扰，就连警察也未敢查夜，是相当安全的。    翌日，周恩来和肖桂昌登上了开往潮州的火车。周恩来他们买的车票是二等票，当他们来到二等车厢时发现这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周恩来感到人太少了，检查起来目标太明显。于是，他马上拉着肖桂昌，转到三等车厢。当周、肖二人与人群挤在一起，突然出现了一个查票员。周恩来一看，此人在东征时是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多次到东江行政公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几年过去了，周恩来对此人的背景根本拿不准，万一要是被他看出来，可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随着查票员的慢慢靠近，周恩来缓缓拉下帽檐，把头扭向窗外。旁边的肖桂昌也看出了苗头，他敏捷地站了起来，迎着查票员递上车票，同时用身子挡住周恩来。幸运的是，查票员只是看了一下车票，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周恩来。一场虚惊之后，周恩来一行很快到达潮安，顺利进入根据地。   

　　 护送博古(秦邦宪)、陈云同志进苏区那次，情况非常危险。当卓雄等人接到两位领导到达大埔时，正碰上广东陈济棠的军队围剿我地方游击队，漫山遍野都是敌人。他们赶快找了一个山洞隐藏起来，想等到天黑敌人撒退后再走。谁知天黑后敌人不但未撤退，反而点燃火把在他们附近搜索。卓雄急中生智，带领几名战士爬出山洞，迂回到另外一个山头放枪，引开了敌人，博古、陈云同志才脱离了危险。

　　护送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苏区，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出发前，领导的交待是接一个“洋货”，不许磕碰，要平平安安带回家。当他们从大埔乘船前往潮州途中接上头时，才发现接的“洋货”是一个又高又大黄头发的外国人。此时的李德被扮装成一个外国神父。为避免被人看见，他们晓宿夜行，每夜要走上几十里路。当他们一行走到福建上杭接近苏区时，发现情况异常，敌人好像有了什么警觉：不但封锁线的纵深加宽了许多里，大路小路都设置了岗哨，而且盘查特别严。为了保证李德的安全，卓雄断然决定：舍弃道路，攀越人迹罕至的大山，直插闽西苏区。于是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利用水车舂米房“轰隆隆”的响声，潜过一条小河，钻进了大山。山上无路可走，这可苦了又高又笨的李德。他爬不会爬，走不会走。为不致于弄出响声，出现意外，卓雄命令战士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捆在李德的腰上，上山时前面的战士往前拉，后面的战士则往前推，下山时，则后面拽前面扶，这样好不容易帮李德翻过了大山。后来在才溪乡潭良村遇到了前来迎接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同志，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这条线，进入中央苏区的外国人。据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记载，他是在1933年9月底的一个夜晚，从上海到达汕头的。在汕头，他和“红色牧师”董健吾接上线。精通英语的董健吾，一直陪着他到潮安，把他交到一个交通员手里。这个交通员带着他，上了一条破旧的木船，让他平躺在舱里的草席下，不能随便动弹，更不能讲话。就这样，这位威风凛凛的共产国际代表，窝了两天两夜才被“偷运”到红军前线。

　　中央苏区重要中转站    这条交通线，还是中央苏区对外通信的重要窗口和物资补给线。中共中央在香港交通站设立了文件中转机构，具体事务归廖梦醒负责。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是香港交通站的站长，交通站就直接设在廖家。苏区和上海之间传递的文件和指示到了香港以后，必须经廖梦醒重新“翻译”和处理，才交给交通员发出去。苏区来的文件很多是用草纸就“药水”所写，廖梦醒通常要把草纸上的字用碘酒显示出来，再用很细的笔抄写在薄纸上，以便于交通员长途携带到上海去。上海给苏区的文件则刚好相反，字写得很细，甚至细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廖梦醒就要把这些文件重新抄在草纸上，再由交通员带进苏区。    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之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非常艰苦。虽说苏区的粮食和各类农产品可以勉强自给自足，但是很多工业品，尤其是急需的食盐、药品、电器和军用器械都很短缺。于是红军不得不把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和白银运送出去，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和银元，再拿来购买所需物资。汕头交通站就是红军在白区的重要采购点。站长陈彭年充分利用他开的上海电器材料行，与社会各界搞好关系，暗地里将布匹、食盐、药材、纸张、无线电设备和印刷器材等紧需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条交通线输送到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物资运到大埔青溪站时，往往都是隐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做好记号之后，再通知苏区派短小精悍的武装力量出来抢运。有时候，青溪交通站的同志还要负责联络各乡村交通站，发动当地群众，假装挑粪下田或上山割草，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站接一站地传送到苏区。据不完全统计，这条交通线先后输送食盐、布匹、药品，以及电器、印刷器材、军械等物资300多吨。此外，这条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现钞交给党中央的任务。1931年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

　　潮汕人民誓死保护交通线    交通线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层层封锁线，对敌斗争是十分艰险曲折的。1932年冬，中央秘书处的熊志华从上海把电讯器件装在饼干罐里，以客商打扮带到汕头住进旅馆，并从街上买了一个当地的土特产竹枕头备用。当晚，汕头突然戒严，传言要抓一个外面来的共产党。熊觉得电讯零件放在饼干罐经不起敌人的仔细搜查，便迅速取了出来，放进刚买来的竹枕头内。枕头就放在床铺上，外来人还以为是旅馆给客人睡觉用的。果然，晚上警察和宪兵都先后来搜查，把熊带来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唯独对这个平常的枕头漫不经心，扑空而去。熊担心敌人再次搜查，把竹枕头及一些行李寄存到栈房去，旅店伙计说那里是不搜查的。深夜12时，一伙自称市政府人员的特务又来敲门，一连串的盘问和搜查，连衣服的衣领及夹层都割开来查，把罐头也凿开，再用筷子往里面搅，但仍一无所获。熊志华进入大埔青溪交通站后，又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打退敌人袭击，把电台配件安全带到闽西苏区。当他返回上海时，才获悉由于叛徒告密，汕头交通站的两个同志被捕，但他们没有暴露党的秘密，保证了熊志华和交通线的安全。    担任东江特委联系省委的交通员谢金顺，1933年遭叛徒出卖在汕头被捕，受尽酷刑，仍始终保守党的秘密。潮城交通员张姆，1934年1月祖孙三代被捕，小孙子年仅9岁，面对酷刑，她毫不动摇。澄海下堡乡龙秋地交通站，1933年4月遭敌人破坏，双目失明以卜卦为掩护的交通员陈惠丰在临刑前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因叛徒告密，青溪交通站孙世阶被捕，但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保护了交通站其他同志的安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