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春香-略论杨救贫与赣南风水文化
发布时间：2014-06-09
略论杨救贫与赣南风水文化
温春香
一、风水起源与发展
风水又称堪舆、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阴阳、地理、山水之术等， 风水在中国的起源很早，它主要是指古代人在选择建筑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 它指导人们如何确定阳宅和阴宅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在普遍人的印象中，风水始终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数术。何晓昕就认为，从本质上说，风水产生于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其理论来源于观察和改造自然地理环境的实践。从形式上说，它发端于卜宅这一带有巫术内容的迷信活动，而继之面世的相宅活动又使它充溢着科学的经验。再以后的发展是表面上愈来愈荒诞不经，充斥着阴阳五行的观念，传说繁多，却终未离开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轨迹。
风水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关于风水的最初起源却很难做学术上的梳理，一般认为，其最初的雏形是源于古代相地之法，而相地之法，大约起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如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座落在一块临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传的秦岭山脉。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非常注意聚落的选址。到了商代，殷人凡遇大事皆要占卜问卦而后行事，迁都和营建新邑更自然也不例外，周人就多次迁都和营建新邑，其中最为后世风水地师所仰慕的当推公刘迁豳。《诗经大雅•公刘》对之描述为：“笃公刘，既溥既长，既彼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源泉。”
此外，风水又被称作堪舆，“堪谓之天道，舆谓之地道，堪舆即天地之道。” 作为专有名词，“风水”二字始见于晋代郭璞（公元276-324年）所著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这也就是风水得名之所来，由此可见，“风水”中最讲究的是“气”。但关于《葬书》是否为郭璞所撰，后世之人则颇存疑虑，如《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说提出异议，认为：
旧本题晋郭璞……考郭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表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至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是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为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矣。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者，改名《葬经》。
但不管怎样，对于《葬书》作者的怀疑却并未动摇风水的在中国传统与地们。而汉代，随着阴阳五行说的盛行，风水学说更在理论在得到较大的进步。阴阳家以五行、八卦、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二十八宿、天干、地支以及数字、色彩互相配合，建构宇宙的总体构架，而阴阳统行其中，使该总体架构周而复始，变化无穷。这种对阴阳的理解使风水理论有了哲学的基础，并奠定了后世风水学说的基本思想。同时，汉代风水术和“黄道”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黄道本是指太阳一年在天球上运动的大圆轨迹，根据太阳在黄道上下班位置可确定四时季节。后来，这与推算占验吉凶宜忌结合产生了黄历。风水术与黄道的结合，使风水术的发展与时间方面的吉凶观念成为一体。
如果说汉代之前是风水观念与风水实践的萌芽与形成期的话，随唐以降则是风水观念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期。据高友谦的统计，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关相宅、相墓的著作共有10余部，合245卷。分别为《地表志》80卷、庚季才撰，《宅吉凶论》3卷，《相宅图》8卷，《五姓墓图》上卷，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4卷，《五音相墓书》5卷，《五音图墓书》91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1卷，《杂相墓书》45卷。
但隋朝终太短暂，在其之后的唐朝，风水著作亦有不少，经高友谦的统计，《旧唐书•经籍志》收录的风水著作计有13部，分别是《五姓宅经》2卷，《阴阳书》50卷，吕才撰，《青乌子》3卷，《葬经》8卷、又10卷、又2卷、萧吉撰，《葬书地脉经》1卷，《葬书五阴》1卷，《杂墓图》1卷，《墓图立成》1卷，《六甲冢杂忌要诀》2卷，《五姓墓图要诀》5卷，《坛中伏尸》1卷，《玄女弹五音相冢经》1卷、胡君撰，《新撰阴阳书》30卷、王粲撰。
尽管如此，但“风水”一词在此时只是一种理论创造期，其真正的流行并广为流传，一般认为却是在北宋时，如清丁芮朴考证曰：“风水二字，始见于宋儒之书，司马温公《葬论》：孝经云，卜其宅兆非相其山岗，风水也。《张子全书》：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伊川程子《葬法决疑》：今之葬者谓风水随姓而异，此尤大害也。外此未之前闻。” 而前面托名晋代郭璞的《葬书》也很可能就是宋朝人的作品，为了便于人们接受，并树立权威，故有托名一举。
也正是在唐宋时期，风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不同流派，其中以主要有形法派和理气派，其中形法派以江西形法派风水术为代表，理气派则以福建理气派风水术为正宗。形成了以江西、福建为中心的局面。这些地区一方面文化发达，一方面又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风水由此获得良好的生存气候。《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自唐宋以后的堪舆名流也以此两地人士居多，足见风水在这两地的盛况。《青岩丛录》、《陔馀丛考》等书也对江西、福建的风水活动有相关的记载，并将它们称作两大流派。因面，赣派风水与闽派风水发生分流而行，甚至水火不容，互相攻击，一竞短长。如元人赵汸就叙述、评论说：
赣人相传，以为闽士有求葬法于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观诸群名迹，以罗经测之，各识其方，以相参合，而傅会其说。如此，盖盲目扣盘扪烛以求日之比。而后出之书，益加巧密，故遂行于闽中，理或然也。夫势与形，理显而事难，以管窥豹者，每见一斑；按图索骥者，多失于骊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识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画师喜模鬼神，惮作狗马，况羁旅求合之巫，焉肯致其所难，以艰食衣之途哉！
从文中我们可知元朝以前就已形成两个主要的风水流派，一派是赣派风水，亦被认为是形法派，主形法理论，据说其“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辿、赖大有、谢子逸辈，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故又名赣派风水。而另一派闽派风水以理法为正宗，理法派理论据说“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阴山阴向，阳山阳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故又名闽派风水。 在此，赵汸批评闽派风水“理晦而事易”，实有扬赣抑闽的倾向，这固然与其个人的喜好有关，但同时却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们对这两派风水术的普遍理解与认识，由此足以显见，赣南风水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赫地位。
二、杨救贫与赣南风水
赣南风水术皆主杨筠松为鼻祖，赣南风水影响巨大，这与杨筠松的开创之功应有莫大的关系。杨筠松，号救贫先生，因此民间多称之为杨救贫，风水师多称之为杨公先师。明清江西形法派风水术推崇杨筠松为祖师，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风水活动的赣南。那么，杨筠松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新、旧《唐书》并没有关于杨筠松其人的只字记载。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两处记载了他的姓名，一处为:“《地理口诀一卷》，不知何人所集，曰：杨筠松、曾杨乙、黄禅师、左仙、朱仙桃、范越凰、刘公、赖太素、张师姑、王吉凡十家”；另一处为：“《杨公遗诀曜金歌并三十六象图一卷》，杨即筠松也，人号杨救贫”。 《宋史•艺文志》也只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 寥寥几字。元朝时陈栎有了较清晰的记载：“唐国师杨筠松，□郭景纯为人卜地，立能嘘水，氏子春之人德其仁呼为杨救贫”。 大量的记载出现在明清以后，各种历史笔记、风水书籍、赣南地方志书，以及《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
明初宋濂在《葬书新注序》中就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其文为：
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隶司天监。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传，三传以通《春秋》故名。廖传其子禹，禹传其婿赠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后传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检永锡，遂秘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无逾此数人。
关于杨筠松从宫中所窃之书，明初朱右在《原葬》中认为窃的是《图经》，“唐太宗卫其《图经》入镇内库，禁天下不得传。及黄巢破长安，国师杨筠松窃奔江西，江西术遂宗杨氏”。 杨救贫带着宫中风水秘籍，避战乱于江西赣南，授徒传业，于是“地理之学尚矣，汉青鸟先生著为葬经，昔郭璞祖之，迨至唐杨筠松，曾连口相授受，于是龙、穴、砂、水之法，独以江西为宗。” 以龙、穴、砂、水为特征的形法派也因杨筠松“奔江西”而被称为江西派或赣派。
在赣南的地方志中，现存最早的明嘉靖《赣州府志》在卷九《方伎志》介绍仆都监时提到了杨筠松：“仆，阴阳家，流逸其名，与杨筠松俱官司天监都监。唐僖宗时黄巢之变，仆与杨避地卜居县西怀德乡。” 而明朝天启年间修的《赣州府志》》卷十七《方伎》却记载较详细，其记曰：
杨筠松，窦州人，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以地理术授曾文迪（即曾文辿—笔者）、刘江东诸徒，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葬雩都药口。
关于杨筠松的墓，《大清一统志》上也有明确记载，“杨筠松墓，在雩都县东北八十里药口，今名杨公坝。”
从上述两部明朝修的《赣州府志》来看，杨筠松这个人物在明朝的赣南社会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到清朝时，《赣州府志》、《赣县志》、《兴国县志》、《潋水志林》、《雩都县志》、《宁都县志》、《宁都直隶州志》都或多或少记有杨筠松的事迹，内容也大同小异。
但对于杨救贫的真实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认为：
筠松不见于史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但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影响到杨救贫在风水界的地位，到明清时期，杨筠松被普遍推崇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鼻祖。
杨救贫在赣南行风水的过程中，把风水术传授给曾文辿、刘江东等人。赣南地方志上可考的杨氏弟子仅此二人。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 《方伎志》载：“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 清康熙《雩都县志》卷十《方伎》载：“刘江东，名白头，本刘晏后，上世有知虔州者，遂家雩都上牢。唐末杨筠松避黄巢之乱，至虔州，江东因同曾文辿等传其术。” 这可以说，曾文辿、刘江东是杨救贫弟子中最出色的两位，也是赣南地方志中有记载的人物。他们与杨救贫一起进行了江西形法派早期的风水实践，江西形法派的创立与他们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关于杨救贫其他弟子，方志上无从考证。 明以前，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代表人物还有廖瑀、谢世南、赖文俊、刘谦、谭文谟、谭仲简、卜则巍等人，赣南地方志对他们有着广泛的记载，如：
宋廖禹，原宁都人。父三传得地理之术于杨筠松以授禹，禹尤精其术，号廖金精，益宁都有金精山也。所著有《怀玉经》，堪舆家至今宗之。后子孙亦徙居兴国衣锦乡之三寮，与曾文辿之后同其繁盛。
谢世南，廖瑀子婿，亲授廖瑀术。传子永锡，游公卿间，官至武功大夫。世南赠武功郎。及卒，侍郎廖彦铭其墓，博士米芾书丹。人以为二绝。
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之秘，至今传诵。
刘谦，江东孙，宋吏部郎中，知袁州事。得祖传地理，而精究之，衍口诀，著星龙，穴窍、案应、曜证、罗城、明堂、水口凡七篇，宜春韩巩题其书曰《囊经》，行于世。
谭文谟（清同治《赣州府志》作谭元谟——笔者），全播之子也，卜地澄江，为刘江东婿，亦精堪舆术。
谭仲简，文谟裔孙。传祖地理，复得司马头陀《天元一气论》，发泄其秘，序以行世。世所传者多伪撰，非仲简真笔。明中丞李涞，曾得所序真本，因更为作后序，今亦罕见。
卜则巍，字应天，赣县人。精于形家言，著作甚富。而今所传者止《雪心》一赋，虽旨趣不甚精奥，然业地理者，必以是书为入门。亦术之名家者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江西形法派的传人，以廖瑀、谢世南、赖文俊、刘谦、谭文谟、谭仲简、卜则巍为代表，多为宁都、于都、赣县人。他们有些已不仅在民间进行风水活动，而且还“游公卿间”或本身就在朝庭任官。如刘谦就官至“宋吏部郎中”。
我们知道，新、旧《唐书》是离杨救贫生活年代最近的正史，但二书均没有关于杨救贫的史传及其著书的记载。这可以说明杨救贫在当时知名度并不高，影响也不大，完全没有后人所传的那样神奇。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一，杨救贫风水活动范围主要在赣南及其周围地区。唐末的赣南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状态。后又“卢、谭割据于前，杨、李僭窃于后”， 直至北宋的一段时间内，赣南还是被视为蛮野之地。王安石形容为：“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推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 其二、杨救贫创立的江西形法派，作为一个风水术派别，在当时却还没有完全形成。杨救贫作为江西形法派的创始人，是后人对他的定位。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江西形法派在当时，包括北宋的一段时间里，还处于草创阶段，并没有完全被人们接受。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唐末时的杨救贫还只是一个在赣南民间从事风水活动的风水先生，其创立的江西形法派是经其门人发扬光大的。
陈进国先生在对福建风水的研究中指出，中国风水在明清之际经历了一个民俗化与仪式化的过程。他认为，大体说来，明清以来以洪朝和通书为代表的民间通书系列，将选择术同风水术更为系统的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风水术在福建民间社会的民俗化进程。在各种文化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风水观念也将会不断地深入群众的文化无意识之中，从而展现为一种民间的大众化的文化行为。 同样的，民间签诗的制作也将风水习俗的普通经验，通过各种语言概念的组合，广泛地投射到灵签中的风水主题之中。寺庙的抽签解签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神灵信仰与风水信仰的内涵的互动。此外，民间安镇符咒仪式不断复的过程，也可视为风水信念被无意识地深化的过程。如客家地区普遍流行的杨公符，被认为是“从客家人自我的文化认同观之，这些杨公符咒亦可称是客家民系在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有效的文化表现方式之一，是客家民系在事生事死活动中所呈现出的较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之一”。
事实上，赣南风水术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民俗化过程。其中以赣南兴国县三僚村的风水术的兴起最为典型。三僚村位于中国南部赣南客家社会文化区，是著名“将军县”兴国的一个边陲村落。据传，三僚村村址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鼻祖杨筠松亲选，其两大弟子曾文辿、廖禹的后裔世居此地，并以风水为业，代代密传。明清两朝，以廖均卿、曾从政为明成祖相度长陵为始，两姓共有八人分别为明清两朝皇帝看风水，三僚曾、廖两姓宗族据此发展，而此时的江西形法派风水术也因皇恩而天下宗之。尽管从史料来看，廖禹可能并不曾居于三僚，且与杨筠松也不曾有过师徒关系，但三僚廖姓把廖禹与曾文辿并列，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想取得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正统地位，这是风水职业上的要求。 事实上，三僚廖氏分三大房，从宁都迁来，廖氏在廖瑀之前的廖三传等人就精通风水，可以看出，廖氏早在宁都中邦时，就有风水传承。如长房、二房的始迁祖明公，其子禄舍，族谱上记载他为地理名师 ，禄舍所精通的风水术极有可能就是从宁都中邦带过来的。而使风水在三僚得到大力发展的是三房这一支，“自宁都黄陂之中坝村，迁居兴国衣锦乡之三僚，遂世为兴国人。其远祖瑀，号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晋郭璞、廖、杨益，而后惟宁都之曾文辿、廖金精、赖布衣最著。三僚廖氏世其业，天下宗之。其贤才者……以地理名其家”。 根据传说，宋朝以来，仅廖氏就有上百人在潮汕相地，有“七廖下潮汕” 的故事，至今在三僚仍有“不到潮汕不出师”的说法。而“七廖”中的廖月山、廖子安和廖国玉都是宋元时期廖姓风水师的代表人物。廖月山、廖子安和廖国玉等都是三房人，廖氏三房这一支，发展了从宁都带来的风水术，并推杨救贫和廖瑀为祖师。
而三僚曾氏更是因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师徒关系，使其风水术发扬光大，在明朝时，三僚廖均卿、曾从政为明成祖相度长陵，此后三僚更是名噪一时，成为风水界的一大流派。三僚人把给皇帝看风水之人称为“国师”，而前二位国师便是廖均卿和曾从政。他们的出现，也是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在明清时期压倒福建理气派的重要转折点。而廖均卿、曾从政分别是三僚廖、曾两姓在廖瑀和曾文辿之后出现的另外两位风水大师。关于廖均卿和曾从政，现存最早的《赣州府志》记载为“廖均卿、曾崇政（即曾从政——笔者注）俱钦天监博士” ，并没有说明原因。而天启年间修的《赣州府志》对廖均卿有较详细的描写，为：
廖均卿，瑀之裔。成祖卜寿陵，久不得吉壤。永乐七年，仁孝皇后未葬。礼部尚书赵羾引均卿至昌平县，得县东黄土山最吉。车驾即日临视，定议，封为天寿山，命武义伯王通等董其役，授均卿官。
而另一个相度皇陵的曾从政，康熙年间修的《兴国县志》上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其文为：“曾从政，文辿之后，与廖均卿同时相度皇陵有功。授钦天监博士。学士解缙为之赞。”
在他们之后，三僚风水师出入皇室，为皇家看风水，使其得到朝庭的重视与帮助，其发展更为壮大。风水事业也渐渐回归到民间，此外，清顺治十六年，三僚的曾永章、曾国瑞受诏入京，相度皇陵，并受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而曾国瑞未任而卒。 由于三僚风水师与明清两朝皇室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江西形势风水得到全面推广，“江西之法，……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 三僚风水成为江西形法派风水术的正宗，江西形法派也压倒福建理气派，清赵翼就指出，“二家之说俱盛行，而赣说较优。”
也正因此，赣南风水观念益加盛行，并对赣南乡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极大，在赣南诸多民俗现象中影响也最为巨大。可以说，风水在赣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它与赣南这个地域，与居住于赣南土地上的这群乡民，息息相关。
三、风水文化对赣南的影响
由上可知，赣南风水在中国风水界的地位与影响，风水术对传统中的影响可谓巨大，而在其发展创新之地——赣南，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水文化，成为赣南独特的民俗事象。并且，正如彭兆荣教授所指出的，遗产具有遗存性，稳定性及变迁性等几个特点， 赣南的风水文化其历史悠久，有其自身的传承理路，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历代风水师的不断实践，形成了中国风水界首屈一指的风水流派，并在赣南各地留下了众多的风水创作，成为影响乡民生活的重要民俗。
首先，赣南的风水观念和风水信仰根深蒂固
杨筠松风水活动主要在赣南，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发源于赣南，其实就是赣南派。这使风水术长期盛行于赣南各地，成了左右人们衣食住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风水观念也深入人心。
在赣南各地，到处都流传着因风水好而家业发达、子孙兴旺的故事。文峰山、笔架山信仰反映的正是这种心态。笔者在龙南杨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笔架山信仰在该地特别深入。乌石围的案山就是一座笔架山。清时乌石围进士、举人辈出，赖宗扬乾隆四年中进士，如赖扬直乾隆十二年中举人，官至云贵总督,乌石围的居民就把这归功于笔架山。当然，这种说法未免牵强附会了些，但从一个侧面却也反映出风水信仰、风水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何其重要，几乎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深深烙上风水的印迹。民国《崇义县志》就说 “邑人尤惑于风水之说，以为一切丁、财、贵，俱决定于住宅之阳风水，或地坟之阴风水。……无论婚喜丧葬事件，或兴建工程，无不先请阴阳家择定时日方位，方敢举行”。 自明清时期以来，受风水的影响，赣南“葬必择吉” ，以致形成了二次葬的陋习。“赣南坟墓，有血葬、筋葬之别。……此筋葬之习惯，大都因迷信风水而发生，盖赣南人民最爱信风水，谓祖宗坟墓，经年累月，地气已过，不成吉壤。此种观念，印入脑中，牢不可破。遂主张迁地为良，将祖宗坟墓，迁葬两三次，或四五次者，所在多有耳。” 地方志中也有广泛的记载，如南康县“俗惑于风水之说，每至停柩逾期” ；于都县因处南方而地湿，“惧水蚊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 ；定南县“好谈风水，多惑形家言，清明、冬至改葬者纷纷” ；兴国县“停丧不葬，多缘或于风水” 等等。针对二次葬，官府企图利用教化来改变这种陋习 ，但由于赣南风水观念根深蒂固，效果甚微。更为甚者，风水还常常引起一些民事纠纷或械斗，如南康“图谋风水，必至争山盗，或思挟买强占，种种贪求，遂至讦告不已，甚者率众登山殴毙人命”； 赣县“择葬者，每以福阴之故，久暴其亲，或至侵占，召祸而坟墓之讼常多” ；信丰“而邑捡筋以觇风水之美恶，此固陋俗之不堪，而实啟奸诡谋夺之衅，所以今日者私相盗葬，或恣意横侵，则堪舆之言惑之也”； 安远“然人信堪舆，惑于福荫，坟山之讼，案牍颇多”； 龙南县“以福荫之故，而反暴其亲。或至侵占无端，反以召祸，则愚甚矣！俗固好讼，而坟墓之讼过半”； 风水俨然成为乡民生活中和一部分，与其他民俗文化事象一样，成为乡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而风水观念在赣南人心中已成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们将风水选择想象为合情合理的行为，深入到人们生活各处，成为一种民俗事象。风水与其它民俗（建房、婚嫁、丧葬等）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它的地位。
2、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也是文化现象之一，是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审美文化等的综合杂揉体。赣南民间流传的杨筠松及其弟子的众多传说故事，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赣南风水文化的一部分。赣南的许多山水也因杨筠松传说而被赋予了种种神秘色彩。如宁都李村温泉的传说，天启《赣州府志》卷十八《纪事志》记载为：
宁都李村有泉自石罅中出，如云蒸雾涌，投鸡子于中，辄熟。旧传杨筠松乔寓时，有乡人馆谷甚厚，而臧获颇厌之。杨乃辞去，以杖叩，出泉，凡三坎，盖以酬其汤沐之劳云。
此外赣县杨公岭的故事、十八滩由来、于都杨公坝的传说等等，都与杨筠松有密切的联系。而最具典型的莫过于杨筠松与赣州城以及三僚村的传说。杨筠松认为赣州是一只逆水而上的龟，头在南门口，尾在章贡合流处，建春门、东门、西门、南门大码头是其四只脚。整个赣南地区也是龟形，宁都是头，三南是尾，崇义、大余、上犹与寻乌为其后脚，兴国、石城是前肢。
而兴国县三僚村则素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的美称，相传其村址为杨筠松所选，居民自称为曾文辿、廖瑀后人。康熙年间，兴国县令张尚瑗在《潋水志林》中对三僚村有生动的描写：
杨筠松栖遁雩都，尝往来山寮，悦其山川，语其徒曾文辿、廖瑀曰：“此君家遗种处也。”文辿、瑀子孙遂徙居焉。至今族姓繁衍，两家皆为祠以祀筠松。帘幙幛亘村之北，白石累累，如连珠落星。上有北斗祠，南为罗迳山、配以吸石洞，两家世习青乌家言，故以为名也。
三僚村形似罗盘，而“罗经石”正是罗盘指针，是罗盘的象征。三僚村的山山水水都被三僚人赋予了风水的合理解释。三僚村整个村就是一部风水文化，到处都留下了风水实践的杰作。它是赣南村落中颇具风水内涵的典型例子。正如陈进国对福建风水的研究所表明的：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风水为福建民间社会所承认、接受并转变为民俗信仰的过程，乃是一种价值转换及意义生成的过程。首先，它应该是种“位序转变”的纵向过程，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或文化规范逐渐下落到基层民间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得到经验性的实证、模式化的演练，从而为社会大众广为默认或认同。这种民间化通常也意味着通俗化。特别是对于福建这个人口迁移活动甚是频繁的区域来说，它在一些区域可能先是“化民俗”，而后才“民俗化”;其次，它有可能是种“平位调换”的横向过程。即在从“化民俗”到“民俗化”的历程中，又与其它类型的宗教信仰或己化的民俗互通、互化。譬如风水与儒道等制度性宗教一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并都适应了基层社会的现实而逐步走向民间化和仪式化……当然，这两种转换的方式只是从抽象意义上来说是有所区隔的，在实际情形中常常是相互交错、互为促动，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参与了区域性的文化整合和意义的建构。
正是这种“民俗化”的风水行为，使其与中国普通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事象。
作者简介
温春香，女，1980年生于江西宁都，现为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东南族群，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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