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平、雷天来-当代赣南风水师个人叙事与文化分析

　　当代赣南风水师个人叙事与文化分析

　　林晓平1 雷天来2

　　摘要：赣南是形势派风水术的发源地，风水术在赣南地区的兴盛，离不开其从业者风水师的传承与推动。个人叙事在风水师传道授业、风水作业过程中，是凸显其职业身份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风水师对自身建构的重要方式。本文着重考察了风水师个人叙事与民众、社会环境之间的多种关系，试图从风水师的角度对其叙事文本进行解读，加强叙事文本与语境的联系，实现民俗生活动态化、具体化研究，当可揭示赣南地区风水师的某种生存之道。

　　关键词：个人叙事、风水师、语境

　　自20世纪末起，民俗学界开始强调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 以改变传统的割断研究对象与生存环境、生活背景之间的研究，这一转变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一改只就民俗事项研究民俗的研究思路，使民众、表演、社会等也成为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通过加入对民众文化传统、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等一系列的研究来充分理解民俗活动的生存语境。

　　在此前提下，民间叙事在语境研究中发挥出极为重要作用，它以传说、故事、叙事、记忆等多种形式对民俗生活进行传播和总结，通过口头形式使民众与民俗生活产生关联，便于研究理解民俗与语境之间的生成关系。以此为背景，部分民俗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不同群体的民俗生活，通过深入研究场获取最直观的感受，然后与历史文本、文献资料、传说故事等相印证，并将其置于语境中考察、梳理其中的关联。此类研究有定宜庄关于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研究 ，臧艺兵通过民间歌手来研究口述史的模式 ，赵世瑜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与祖先记忆、家园象征、族群历史的牵连 ，黄向春关于闽江下游民俗生活中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机记忆 等。同时研究者者们也通过不断的深入原始场域及改进研究手段等方式，追求捕捉到更为自然、真实的民俗活动，以此作为叙事研究的目标。

　　风水师是具备风水知识，受人委托断定风水好坏，通常也兼具卜卦、看相、择日等技艺的职业人。专职的风水师亦称堪舆师，民间信风水者常尊称其为风水先生，由于风水涉及阴阳学说，所以民间部分地区（如赣州市赣县、兴国、安远等地）又称风水师为阴阳先生、地理先生。赣南是形势派风水术的发源地，风水术在赣南兴盛，离不开从业者风水师的传承与推动。据统计，“《古今图书集成》及附录所列历代风水名人总计111人，其中江西达48人，占总数的40%以上，而江西人数的80%，均为赣南人”。 现今，赣州从事风水职业者数以百计，风水信仰在赣州民间成为一种根深广植的民俗文化。

　　作为一个特殊且古老的行业，自古以来，风水师行业就有不断的通过具有类型性、代表性的叙事来肯定自身风水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传统。由于风水师经年累月从事风水实践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风水师与信众之间口耳相传，一定程度上使得风水信仰始终具有坚实的信众基础；另一方面，在风水师的叙事中，既包含了风水信仰不断被建构乃至重构的过程，也有风水师对自身行业身份的建构。

　　笔者于2012年8月至11月期间，多次深入赣南地区（赣州市区、兴国县三僚村 、赣县白鹭村、安远县）进行田野调查，共访谈风水师32人。通过对风水师口头叙事文本的解析，笔者发现，在行业传统和长期执业经历指导下，风水师依据民众心理需求琢磨出并形成一套行业“叫卖”体系，通过这套体系，风水师获取民众信任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因为长期的职业习惯与需求，风水师较其他行业群体更擅于自我表达，特别是年龄较大或经历丰富的风水师，他们在讲述的过程中，会自觉依据这条“叫卖”主线，老练的将自身经历分解为发生于多种场域的不同故事。在此过程中，风水师最乐意渲染、叙事情节最为饱满且占叙事比例较大的有三种故事类型。笔者将这三种故事类型分别定名为“传承的合法性”主题，“从业成功案例”主题和“斗法”主题。笔者认为，风水师们大多都依靠对这三类主题的叙事，逐步获取民众的信任，完成对自身身份的初步建构。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个人叙事和风水师之间的关联，从中发现风水师行业身份在具体语境中被建构的过程。

　　一、风水技艺传承的合法性

　　（一）对传说人物的利用

　　在赣南风水文化中，“杨筠松”是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杨筠松是赣南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被视作赣南风水的开山祖师。杨筠松是唐朝人，而在新旧《唐书》中并无其人记载，直到宋代，才出现鳞爪记载。“杨救贫正子龙经一卷，曾文展（即曾文辿）八分歌一卷”。 明清时期则涌现出大量记载，明天启年《赣州府志》卷九《方伎》载曰：“杨筠松，窦州人，唐僖宗朝国师, 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 乃断发入昆仑山, 步龙过虔州, 以地理术授曾文迪( 即曾文辿) 、刘江东诸徒, 世称救贫仙人是也。卒于虔, 葬雩都药口”。清代，有关杨筠松的记载较多，《赣州府志》、《赣县志》、《兴国县志》、《宁都直隶州志》均有所记载，然而内容大同小异，与明代记载无太大出入。也正是从明清之际开始，民间逐渐流传开无数有关杨公的传说。传说杨筠松来到赣南定居之后，亲自为赣南的百姓堪定阴阳宅址，人称“救贫仙人”。同时，他广收门徒，传授技艺。堪舆术于是在赣南广为传播。逐渐形成中国风水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形势派。

　　在兴国县三僚村的走访中，有关“杨公”的景点随处可见。当地人对九尾衫、七星池、曾氏（廖氏）八景等景点背后的传说如数家珍。曾、廖是三僚村两大姓氏，且据二姓风水先生所言，他们的开基祖（曾文辿、廖瑀）都是杨筠松的嫡传弟子。

　　笔者采访的11位曾姓风水先生都提及他们的开基祖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关系，并均向笔者肯定自家风水技艺的正统性——源于祖传，而其中的“祖”，明指自家历代曾姓祖先，实指曾文辿及其师父杨筠松。

　　曾宪良年届70，上个世纪80年代即出去做风水。他的风水术传自本村曾姓，属于秘传。因为技术高超，名声在外，他也因此得以发家。据他所言，三僚这个地方就是曾文辿首先发现的，“前有金盘玉印，后有凉伞遮荫”，杨救贫过去一看，这里果然是一块山环水绕的肥美盆地，于是就和自己的弟子一起住了下来。对于三僚名称的由来 ，曾宪良师傅却有着不同的意见。据他所言，杨筠松只有一个徒弟，就是曾文辿，曾文辿慧眼识珠，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作为子孙繁衍之处，果然后代人才辈出，忠烈满堂，卓然峻拔之士达于中外。曾文辿卒于袁州万载，不出几年，却又传出他尸解成仙之说，从而使得本就神秘的风水术更加让人莫可名状。曾师傅对笔者言此，不无借先祖之名抬高自己风水技艺的动机，所谓的杨筠松的唯一徒弟、秘传同姓子孙、尸解升仙等等，其用意都在此处。

　　三僚村有两个杨公祠，村东杨公祠近曾氏聚居区，安放的是杨救贫与曾文辿的塑像；村西杨公祠则安放着杨救贫与廖金精的塑像，表明三僚村廖氏尊奉的开基祖和杨救贫堪舆术的传承人是廖金精。据笔者采访到的廖氏风水先生所言，杨救贫在兴国、宁都一带活动时，廖金精（名瑀）与杨筠松先生相遇于虔化（古宁都），他与杨公斗法，输的心服口服，从此拜杨筠松为师。他随杨公到三僚居住后，得到杨公亲传青囊秘籍。三僚廖氏杨公祠大门的对联：“竹杖精奇万里河山归杖下，青囊元妙一线星斗隐囊中”就暗喻了这个故事。廖氏风水师对于曾文辿是杨公第一个弟子之说并不否认，但认为用杨公风水术在各地建立名望，奠定三僚风水圣地的基础，他们的开基祖廖金精贡献更大。《江西通志》载，今存北京的明陵（十三陵），就是赣州历代诸多风水名师之一的廖均卿选址定位的。由于他在明代皇家葬坟时勘察选址给皇室带来了吉祥，因而得到了升官封爵的皇帝赏赐。如今，廖氏风水先生与曾氏在风水界争奇斗艳，一点也不遑多让，与他们同样借助祖宗盛名来推销自己不无关系。

　　（二）祖传与拜师

　　除对杨公崇拜的利用外，风水师中有关“祖传”的说法也较为普遍。三僚村的曾宪亮、曾昭塘、曾福金、曾宪良、曾久长等风水师都证实他们的风水技艺都传自同姓长辈。曾宪亮说：“三僚村风水拜师学艺，在眼前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主要传于子孙外姓孙不在传授范围”；曾昭塘的风水术传自其父曾广宏、伯父曾广堒两兄弟；曾宪良学成自本村曾姓师傅；曾久长十几岁从学于曾昭亮老先生；曾宪柏至今还留有风水不传外人的祖宗遗训：“我祖先秘诀一书，诚得趋吉避凶之宝书，亲传后代维人造福。家藏抄本，考技精祥细用。曾广镔先祖授上代明师传后人。江西赣州兴国三僚村堪舆曾鉴祖公亲手抄本传下。”

　　而在赣县白鹭村，“拜师学艺”则更显普遍，而且师父不限同姓外姓，同村外村。如笔者采访白鹭村79岁的龚先钊风水师所听闻，他是跟外公、舅舅学的风水，而且那里的风水师不世袭，不传代，做风水师之前各行各业的都有。他本人建国前是裁缝，建国后归入供销社系统。风水只是其日常爱好，直到48岁才开始看风水。而且，他的儿子也没有学习风水的兴趣；白鹭村的C风水师，他师从于吉安市万安县的风水师王传芳老先生。“解放后，土改、文革等搞得没有时间学。直到73年12月，利用这段时间，搞点小生意，卖香烛纸火，利用这个机会到他家里去。因为那位王老师傅是个地主，不能随便拜访。当地的老百姓会怀疑、举报。我打听爱到王老先生好生烟。第一次去时，专程买了两斤上等茶叶，三四斤上等香烟。头一次没讲什么，第二次晚上留我在他家住，主要的是教秘诀，其它的一般的不教，自己看过。千思一诀，诀窍。只看书不行，需要师父点拨。没有师父教，看的书也用不上。” 而且，他认为风水传承主要看爱好，不仅限于传子传孙。

　　经历代阴阳、五行观念发展，风水技艺演变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风水术渐繁杂、繁复、幽僻，不仅在行业内部出现门派林立，各自为政现象，甚至绝大部分风水师都声称持有独门“功夫”或“密笈”，鉴于此，若无专人点拨、传授，普通民众难于涉猎其学，更遑论以此营生；其二，民众与风水产生牵涉之因由不外于丧葬、乔迁、婚庆、命运等，而在民间安土重迁、崇文尚学、崇宗敬祖等被文化、心理因素制约下，上述诸事项均被民众视作“头等大事”，忌讳出现丝毫闪失与差池。因此，民众对风水师“来路”如何，技艺是否“方正”怀有疑虑并进行考察，也就不足为奇。与之对应的，从风水师角度出发，师承路数无异于一块执业“敲门砖”，这是取得民众信任的必由之路，也是风水师能否顺利被雇请的关键。风水师必须以此力证自己技艺清白，几乎没有风水师在对外宣传时会称自己自学成才，否则难以于行业立足。然而，无论是“祖传”还是拜师之说，均是建立起风水师对自身技艺渊源，是风水师们自证、彰显其正宗性、专业性的方式，也相合于民间“名正言顺”的心理。

　　二、“斗法”

　　在访谈进行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所有风水师俱称民众为“东家”，这与我们习惯上从民众口中听得的“请风水师看风水”之间存在某种不对称。在现实情境下，多数风水师的酬金是根据民众的家底、慷慨程度以及风水师自身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最终酬金的决定数额实为民众所制，而这其中存在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是难以依靠制定某种行业标准或法律条文来规范的；另外，在“请”风水师的过程中，民众或需为风水师提供来回路费、看风水期间的饮食、住宿等，因此恰如风水师对民众的称呼，双方之间的关系实为“雇佣关系”。风水师并可以同时受雇于多个雇主，同时他们之间的交易以及纠纷也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即为“特殊的从属关系”，受雇人的劳动须“在于高度服从雇方之情形下行之”。 因此，风水师作为一种古老的职业，在它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之后，也难免为利益所裹挟，他们为争夺“市场”，赢得东家信任，销售更多“风水产品”，风水师之间相互贬低、攻讦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加之受风水行业特性，即前文所述“名正言顺”等因由影响，风水师只能通过互相攻击和否认来竖立自身“品牌”形象，导致从古至今，风水业内就存在不是“非你即我”现象，而这些都已成为风水师们习以为常的行业秉性。

　　案例一：据白鹭曾姓风水师所言，“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姓徐的，他说他是徐茂公的十五世孙，名号很响，平日都在香港、新加坡做风水。我有意去考察他有没有特异功能，结果发现他没有。我说前面那个山岗穴位在哪里，他没能讲出来，其实刚上山时我就已经发现了，我的手有感应。他没有。”曾师傅得意的认为，真正高明的风水先生需要懂气功，甚至要具有“特异功能”，不然仅靠罗盘，大家都差不多，都是盲人摸象。

　　案例二：明十三陵的修建是三僚风水师队伍人才济济的骄傲和最有力的招牌，在三僚村的对外宣传材料中，传说十三陵的选址、定穴等系列工作为三僚人廖均卿所为，而这一说法在当地受到不少曾姓风水师的断然否决，称十三陵实为曾氏先人曾从政的功劳，廖均卿不过是一位配角；还有曾姓风水师表示传说中明成祖赠予廖均卿的诗文“江西一老叟，腹内藏金斗...出自一清风，任卿天下走” 实为明成祖赠予曾从政，其中“任卿天下走”之“卿”应为“君”，指代曾从政；从曾氏风水师口中，一代钦天监灵台博士廖均卿还成了“丑角”，因实力不济被明成祖判以极刑，幸得曾从政求情方免一死，只被削去一只耳朵，所以廖均卿又被曾氏风水师笑称为“只耳公” 。

　　案例三：笔者还采访到赣州市某文化公司总经理刘先生，刘先生古文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化与风水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堪称学者型风水师的代表。刘先生讲了一段他引以为豪的“斗法”经历：

　　“某年我受一位厦门大学的老师邀请，在福建三明为廖家祠堂做风水，请我去整修祠堂，顺便把握择日时间、注意事项和修缮方式。该祠堂共有三十多户廖氏各房参与其中，三十多户又主要分成4个房派，而这位厦大老师是其中一房，同时也是发起人，修缮需要6万元，他出一半，所以他有绝对的话语权。其他房派对他提防，唯恐风水先生被他收买，做完风水对其他房派不好，于是其他各房都请了风水先生。第一次去喝茶，人很多，我一看那个阵势我就怀疑其中有风水先生。第二次吃正餐后，喝清茶时，我就看出哪些人是风水先生了，他们开始发问了，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态，我就渐渐发觉那几位都是什么流派的，而且我慢慢的以请教的语气问他们流派里核心的最重要的，他们讲不出来，于是大概第三餐饭就少了两个风水先生，第四餐饭三个人就都没有来，为什么呢？我对他们风水的了解和说法比他们娴熟，他们不能抵挡我的诘问，他们碍于以后还要保留自己的风水市场，保留自己的风水东家，只有告辞返家。所以我们风水先生在外面一定要有实力，没有实力就会被他们所戏弄，甚至是驱除，他们不能容忍其他人比他们高强。”

　　可以看出，风水从业人员间不仅存有“同行相轻”的现象，还存在某种分层，而分层缘于多方因素，有社会因素、市场因素，也有技术因素。除此之外风水行业派别林立，互不认可也加剧了风水师们的“同行相轻”的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谭德贵研究指出，目前风水门派已经有十几派，其下分支门派更是数不胜数，不同派别之间通过贬低同行来抬高自己的做法阻碍了风水行业的良性发展。特殊的行业属性和生存环境，使得赣南地区风水师个体间的竞争更为突出、激烈，这种关系结构也是促使风水师们形成自身独特的行业文化和意识的重要原因。

　　三、“看风水”成功案例

　　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有一些行为方式常常会引发一些不良结果，由于民众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有限，无法把握这些结果产生的真正原因，于是，便采取了风水所宣扬的趋吉避凶的方式来避免灾祸的再次发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相当一部分风水信仰习俗。

　　在赣南，民众普遍认为风水是导致其家庭昌盛与否的关键。假设某家族共有甲、乙、丙三房，各个房之间的经济和人口数量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表露出来，通常情况下，时间越长，差距越大，而此现象一般由多方面原因导致。于是，便有人用风水话语解释此事，而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祖先坟墓所处风水的好坏。对于一般的信众来说，他们所期望的并不是高深的风水理论内涵，而是祈求风水能给人们带来平安。人们对待风水亦如对待鬼神，祈祷消灾免祸、趋吉避凶。“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草根民众首先想到的是记忆中的地方性资源，运用草根民众特有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代社会带给人的物质富足与精神空虚的巨大反差，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顽固性的民间习俗，风水信仰得以长盛不衰。

　　“看风水”成功案例是风水师叙事时最能体现其功底的材料。笔者采访三僚、白鹭、安远等地的多名风水师，他们的叙事中无不包含着诸多的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对于风水师本身行业身份的起到了建构作用，风水师群体通过对自身成功案例的叙述，加深听者对自己的印象及好感，增强了听众对其风水术灵验的信服力。

　　白鹭C先生的一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大概在1995年前后，广东有个做生意的，在山上修了一座房子，修的时候也请了本地风水先生堪地择日，做下去四年，家中出了事。带我去看后，我说你做下的这个风水，死了人，遭了火灾，吃了官司。房子底下有个瓮（笔者注：棺材），瓮中有黑水，这是不好的风水。他花了十几万的房子，不舍得拆掉。我说我敢跟做风水的先生打赌，2000元，如果没有黑水，我就输钱，结果做风水的本地先生不敢来‘应战’。最后挖开地板，村子里有四五十个人过来围观，瓮果然里面有黑水。这种事很古怪的，但是一般风水师看不出来。” C先生并说道，很多事情不能用科学解释，但是不能用科学解释不代表就是迷信。

　　笔者还采访到安远县的林姓风水师。安远县龙布镇中邦村有位刘先生请林师傅去看一看他家的一座坟，师傅到达现场后，用罗盘勘察了龙、穴、砂、水向，仅仅用了三分钟，便下断语：“你这个坟墓，不管好事，专管坏事。”东家问：“出什么样的坏事呢？”“轻者。破财，官非（即诉讼和牢狱之灾），重者死少年人。生灾祸的年份是寅午戌年（即地支逢寅、午、戌）。”东家叹服，自述其中发生灾祸的年份和情形：1998年，干支纪年是戊寅年，自己因为帮助亲人而挪用公款被抓进监狱，关押了半年多，多方筹措花了上十万元，才获得了取保候审资格。2002年，干支是壬午年，仅三岁的弟弟因为家中发生火灾而烧伤，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06年，与人合伙做水果贩卖生意，结果因为未签订合伙分成协议而被合伙人告上法庭，当年破财近10万元，2010年，干支纪年是庚寅年，侄子被一辆货车撞死。

　　风水师的个人叙事突出体现了他对自身风水实践的灵验性的讲述上。他们的个人叙事往往非常有技巧，经常借他人之口来体现自身的高明。这种灵验性符合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然，因此也成为一般人信仰风水的心理基础。

　　四、个人叙事于风水师身份建构意义所在

　　在现代，风水文化的某些观点和景观学、建筑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达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但同时，风水也因包含阴阳等不可知因素而饱经争议：“在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意志是民间信仰生长和发展的前提性条件和合法性空间。官方采取怎样的意志和立场，对民间信仰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目前在我国内地，风水并不在现有的行业分类之内，相关公司多以“堪舆”、“环境规划”、“易学”等同类词汇打“擦边球”。基于职业的特殊性，风水师群体一直保留“江湖习性”，以此来获取社会认可，而这样的认可不仅源于风水师的技艺、口碑，还有风水师通过个人叙事的方式进行的自我建构，从而可以在风水行业拥有自身的一席之地。在此过程中，叙事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的生存所考虑。

　　（一）生存策略

　　民众在与风水师的接触中，又因需求的强弱，一方面对风水师怀有期待：他们迫切期待知道风水师的水平如何，这就使风水师有意攀附起传统文化；他们亦想知道风水师的风评，于是风水师口中那光荣的从业经历就成为其最有力的现实依据。甚至长久以来的传统和职业需求已经使风水师的叙事形成一个个范式，风水师已精通以叙事的方式是完成对其自身职业建构的最优方式，因此他们乐于从历史与传统中或者职业生活中挖掘出种种故事，以此使身份立体化、丰满化、完整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又对风水师这一职业抱以不屑与怀疑的态度，甚至用求神或带有侮辱性的鼓动其“斗法”来便于自己挑拣。因此，在风水师与民众间存在某种“博弈”，长此以往，形成了风水师与民众互动的最好方式。

　　（二）利益驱使

　　尽管近年在我国某些城市，有关风水文化的门市、中心陆续开业，使得现代交易方式出现在风水行业中，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的风水师与民众的“交往”方式仍将维持。在此过程中，一个风水师的“成功”很多时候并不在于他们技术的高超，而在于其名气的大小。风水行业鱼龙混杂，要想出头并非易事，仅凭技艺的高超并不能必然成功。受不能公开宣传，只能靠熟人介绍以及行业内部相互贬低甚至恶性竞争等因素影响，都使得“名气”变得重要。正如企业的招牌一样，从风水师走街串巷到如今风水师也拥有专门的门店、网站，甚至收费也开始明码标价，业务种类包括培训、服务甚至与政府合作，风水师的“名气”就相当于他的信誉，较高的“名气”可以把风水师打造成“不败金身”，慕名者自然不绝而来，随之而来的利益收入可想而知。

　　不同于历史学等侧重文字史料解读的学科，民俗学的对象是信仰、风俗、口传文学、传统文化及思考模式等内容，其研究对象及范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民俗学者必须进行“在地化”研究，从而得出研究结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抛开个人叙事去研究传统发生的变化、传统被建构的过程将会面临很多困难，也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信息。” 风水师作为风水文化传承载体，被挖掘出一个个立体、传统同时也不缺乏现代气息的口头叙事文本。对于风水师群体来说，这一切叙事都自然而然发生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此类叙事材料是否存在真实性，其来路是否周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些真真假假始终存在于这个古老行业的角角落落，已成为这个行业的一部分规则或特性；正因为如此，那些隐藏于叙事材料背后的风水师生活，才得以一览无余的展现在研究者眼中，即是说，叙事内容囊括了风水师们从业的“基本需要”。因此，基于民俗研究的角度，风水师群体的所有个人叙事都是“真实”且自然的。

　　为还原民俗现象的最“自然”面貌，对于研究对象做出求真、求实的事实判断，民俗学者还面临着对于田野调查中“自然语境”的追求。“在追求某一民俗形式的所谓自然语境方面，民俗学家们显示了顽强不懈的动力” 。民俗学者采取各种手段将自己伪装起来，或者将自己变作“局内人”，使民俗表演者们保持正常的心态；或者以“路人”而非研究者的面目出现在表演现场，以便最大程度的不去打扰到民俗表演的自然情境。这种追求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只要有调查者的参与，民俗活动就不可能保持完整的“自然语境”。艾夫斯即认为，有时人工语境是惟一能够收集到资料的语境，因为自然语境已经不存在了。 杨利慧的研究 表明，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西方有些人类学家对于民俗研究中的“过度理性”提出了批评与反思，甚至有学者指出：“一切学术认识都受个人理解的限制，所以我们无法取得彻底完全的认识” 。从而呼吁不要过分追求事实上难以达到的“自然语境”，更多的着眼于在可操作的“实际语境”下研究民俗。因此，在以访谈为形式探讨个人叙事对于某项民俗现象的构建时，更多的是追求如何恰到好处的把握对“实际语境”的运用。这样无论从尊重受访者角度考虑，还是对于个人叙事的客观性追求考量，尽可能的开诚布公，以诚相待，对于在“实际语境”中追求“自然”、客观的结果，都是利大于弊的。

　　参考文献：

　　[1]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J].民俗研究，2009（6）.

　　[2][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定宜庄:《最后的记忆一一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4]臧艺兵:《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一一理论视角与方法》[J].《音乐研究》,2005年12月.

　　[5]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一一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J].《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黄向春:《“诸娘”与“唐部”:闽江下游民俗生活中的族群关系与历史记忆》[J].《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7]周小艺.魏志龙.赣南“风水”及其和谐意蕴[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4月.

　　[8]《宋史》（第一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5258.

　　[9]兴国县2011年联修《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

　　[10]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238.

　　[11]符平：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体范式和社会学的超越[J].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7（6）：92.

　　[12]张成福.个人叙事与传统建构——以即墨“田横祭海节”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3]Richard Bauma,“The Field Study of Folklore in Context” in Handbook of American Folklore, ed. Richard Dor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366.

　　[14]Edward D. Ives, The Tape-Recorded Interview: A Manual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and Oral History. P.45.

　　[15]杨利慧：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J].民俗研究，2006（2）.

　　[16]周星、王铭铭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82.

　　作者简介：

　　1、林晓平（1958— ），男，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Lxpinga5@sina.com，联系电话：13576767359；

　　2、雷天来（1989— ），男，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信仰，E-mail：leitljs@hotmail.com，联系电话：18979743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