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炎平-《周易》与中华风水学的重建

　　赣州市首届中华易学与堪舆学术研讨会论文

　　《周易》与中华风水学的重建

　　施 炎 平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生态风水”概念，试图通过对历史文化中风水思想的梳理概括，探讨中华风水学的重建可能及其价值意义。主张回归《易经》到《易传》发展的“经典周易”之渊源，认为其循“顺天而应人”思路，据八卦次序方位配置，又结合四时五行思想而建构的生态环境体系，是奠定古典中国生态风水学的立论依据和精神内涵。我们应该继承其中合理的资源因素，引入科学的生态环境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推动中华风水文化资源的现代应用。

　　【关键词】经典周易 顺天应人 八卦方位 生态环境 中华风水学

　　一、 面对“风水热”的冷思考

　　当代中国，作为一种民情风气，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风水堪舆的热衷和操弄颇为普遍，不少地方还似乎有兴旺和“繁荣”的苗头。出现这样的情怳，当然有某种必然性，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与改革开放条件下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相呼应，风水堪舆常常被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人们看重甚至珍视；其所涉及的大都关乎宅地建筑、居处布局、生活环境安排等问题，切近人生日用，容易引发人们的兴趣，同时也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和随俗效应；再加上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生活节奏快速，常造成人们面临宅地居处选择时陷入种种困惑和迷局，很需要有外来的神秘性疏导和心理性调节；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同时又难以完善、缺乏规范的情怳下，传统术数和民间卜筮方士的再起也有了可乘之机，而看风水、堪宅地成为某些人趋之若鹜的职业和盈利手段，则对“风水热”的无序兴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说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风水热”、“堪舆风”其实并不正常，存在着良莠不齐、泥沙混杂的乱象。主要表现为：往往有意无意地混淆风水堪舆的“道”、“学”与“术”层面的区分，忽视甚至有的根本不懂风水堪舆的历史文化渊源，背离了中华风水文化的精神价值，把风水堪舆完全误解为民间方士的巫术。对此，十分需要有学术界、文化界的冷静反思和分析考察。而通过冷思考和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多采取梳理和引导的方法，以借鉴“风水热”、“堪舆风”的氛围，将传统风水文化的遗产资源，和现代生态环境理论及建筑文化互补结合，推进中华生态风水学的重建和实践应用。

　　二、经典周易：回溯风水文化的渊源

　　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及建筑理论的意义上讲，古典中国的风水堪舆，发生点和渊源处都在《易经》 ，它的早期发展及基本成型则内在于《易经》到《易传》的“经典周易”思想系列，尤其就风水堪舆的思维方式、基本理念及精神价值而言，更是如此。

　　以周公“制礼作乐”为标志确立的《易经》一书，至战国末（或秦至汉初）《易传》形成，中经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学派（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阐释、发挥和分化组合，始终贯穿着《易经》学理传统和诸子百家文化融合和合流的趋势。钱穆曾指出：“因为《易经》里简单几个‘象’与‘数’的符号，可以很活泼地运用，而达于极为深妙的境界，因此后来的儒家，并有道家，都喜欢凭籍《易经》来发挥他们的哲理”。(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 第四章 商务印书馆 1994年 第71页)

　　比较来看，如果说道家注重于天道观角度阐述《易经》的涵义，则儒家的阐述测重在《易经》的人文理念和伦理思想。所以，谈到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伦理型特质，我们必须要回到儒家和《周易》思想的互动、渗透过程，在儒、道两家思想的比较中加以把握。然而，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着眼于《易经》意蕴的阐发，且又涉及到天道、人文关系的考察，终有其趋同相融的另一面。这两方面后来的演变发展，很大程度上都融汇、吸纳入《易传》了。可以说，《易传》不是专属于儒家或道家的，而应该为儒、道两家甚至先秦诸子思想融汇性的作品。

　　对此，朱熹作过十分精彩的回应。他撰《周易本义》一书，要旨在揭示并阐述《周易》的本质及其核心思想，采取的方法就是回溯和把握《易经》到《易传》演变中的一以贯之之道。这个“道”是指《易经》在占筮、卜卦形式下内蕴的精义，所谓“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也。以为“精是精微之义，蕴是包许多道理”。

　　显然，朱熹是以历史文化的眼光看待《周易》的，他先是明确区分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与孔子《易》是《周易》成书过程的四个阶段，认为“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 （《朱文公易说》卷十九）同时强调“〈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但自伏羲画八卦，“其大要不出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亦未尝说破；及至文王周公，“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那就“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到得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朱熹又引《易•系辞传》所说“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来揭示《周易》精蕴之理义。（朱熹引文均见《朱文公易说》卷十九）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反复强调《周易》内蕴“阴阳消长盈虚、进退存亡之理”，实指文王、周公、孔子一以贯之说出的“精蕴之理义”，当然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体察和理解。事实表明，要真正深入理解风水堪舆的内在涵义和精神特质，就必须从回溯“经典周易”的思想系列做起，并联系诸如朱熹《周易本义》那样的经典展开分析。

　　从传统语义上讲，风水一词，应该是直接取自《周易》八卦中的〈巽〉、〈坎〉两卦，因为〈巽〉喻意‘风’、〈坎〉喻意‘水’，但同时也涵盖或渗透有天、地、雷、火、山、泽其他六卦意指的内容。在《周易》的卦象系统和意义世界中，“风”可以说明元气和能量，“水”代表流动和变化，都具有揭示宇宙自然之物质本体性和运动发展性的涵义。朱熹就指出：“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又说：“所谓天者，阳（气）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气）重浊而位乎下者也”。（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以为天地本身由阴阳之气上扬、下凝而成，阴阳之气又运行变化于天地之间，同时衍生为雷、火、山、泽等。

　　所以，风水堪舆的策划，在学理源头和文化资源上，当然要涉及到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大元素的考量。那样的风水堪舆就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术数、方法和机巧的问题，而是离不开古代先哲们创设的宇宙论、生态环境和人文学的立论依据。这是首先要肯定的。

　　其次，在方法和方术层面上，风水则指相地、相宅之术，包括临场校察地理、地势及山丘水流走向的程序和手段等。晋代的郭璞在其《葬书》一书中有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这是从阴宅选择的角度，对风水所作的定义性说明，颇有代表性。

　　风水方法、方术的应用在战国时代已形成较为普遍的礼节习俗，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问题。

　　堪舆，涵义与风水相似，人们常将两者互用。但堪舆所指比风水更具体、更有偏重。堪，有地突之意，为代表“地形”之词；舆，或称“承舆”，主以研究地形地物，着重在地貌（包括山川水利）的描述。

　　人们常参考、借鉴《周易》八卦次序方位的观念、思路，采用“看风水”、相地理、察山川的方法，选择和规划适合自然环境、匹配周围山水方位走向的居住地方或阴宅之地，其核心思想是人们以为：如对居住或者殡葬环境进行的合理选择和匹配安置，就能赋予人事吉凶祸福的预测和运命趋势的把握，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风水（堪舆）学与民间的“风水术”虽然同是“风水”，却有着很大的差异。风水学实际上是融合了人文理念、星象天文、四时节气、气候气象、山川水文、地质地貌、生态环境和宇宙生命信息等多门学科于一身，并渗透有哲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民俗等多元思想因素和思维智慧，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文化体系。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调谐自然，营造良好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风水学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因此，建筑领域便成为风水学最为有利的表现舞台。它有着鲜明的生态味、人文意和实用性，在我国的建筑选址、规划、设计和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一项有效的指导原则、实用智慧和技术工艺。

　　三、 生态环境：《周易》风水文化之立论

　　从发生学和文化史的角度看，风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风俗，有两重内涵：既有合理的、赋有文化学、社会学、环境地理学意义的一面，也有源于民间术数、导致神学迷信的另一面。这是需要加以明确区分的。

　　在“经典周易”思想系列中发展形成的风水堪舆，更多是和古典中国的生态思想密切相关，可称之为生态风水。而这种生态观念，其生发处和立论根据就在作为《周易》思想体系之核心和建构框架的宇宙理论。

　　关于生态，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有生物群落及其生存、活动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个环境往往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两大系统。非生物环境是指无生命的、物质性的自然存在，生物环境则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自从有了人类出现和社会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的开展，人类及其活动对于非生物环境来讲是一种积极、主动、创造的在生物环境中就是主角，处于核心的地位。这说明，生态（环境）的概念，不仅指自然、物质的对象，还具有社会的、人文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生态观念、环境意识，总是在人文活动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交融互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人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理解和规划。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西方人越来越崇尚启蒙思想，诉诸工具理性，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定胜天的扩张心态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其生态观念滑入人与自然分割对峙的定势模式，也由此凸显了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和缺陷。所以才有现代生态环境科学的兴起，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难题。

　　比较来看，古典中国的生态观念、环境意识虽缺乏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和科学精神，但却是早启的、智慧的,且内涵有不少朴素的合理因素。这集中地表现在源起于《易经》、又在“经典周易”的思想演变和文化发展进程中凝练、形成了生态环境理论的初始形态。这个形态，包含有宇观、宏观和微观等层次，是揭示了人们居处生活、生产活动所依持的生态系统和环境结构的。

　　首先，关于宇观，《周易》提出了一个以“三才两之之道”为框架的宇宙生态环境系统。《易•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是阐明“易”的道理，最根本的在揭示了天、地、人三才为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又依据“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和模式，强调人在天地自然的生态环境面前，要“明于天人之（职）分”（荀子语），遵循“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卦•彖传》）的原则，才是人文、人事活动在天地自然环境中的应有态度。

　　与此相呼应，《中庸》也指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chou，车帷）；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借助对孔子的赞颂，说明在天、地、人三才相参互动的大生态环境下，人能够认识天地自然的客观，理解到日月交替照明、四时有序运行的规律，并使自己的行为与客观环境的生态性、规律性相适应，就可以实现“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的目的。

　　其次，在宏观层面上，以发生、发展的观念考察宇宙生态的演变过程，并给出阶段性、结构化的表述，为八卦方位次序的设置奠定基础。

　　《易•系辞传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那就把“易有太极”为初始，宇宙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归结为“一而二“、”二而四”、“四象生八卦”而后“生大业”的模式结构，成了一种宇宙发展的图式论，也是一种生态环境系统的图示呈现。所以，《周易》在阐述八卦的形成及其定位时，就明确指出者是圣人仰观俯察、视周边环境为一个宏观的生态系统的结果，即“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於天，俯者观法於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传下》）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不管是毗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卦象组合，如屯卦与蒙卦，井卦、革卦与鼎卦，其所对应的客观系统，都贯穿了人文与天地“相参”的互动关系，也要遵循“顺天而应人”的原则，在人居、人事活动中重视生态环境的考量

　　四、太极图辩正：中华风水学之基础

　　流行至今的风水测算及其策划，虽说渊源於《易经》到《易传》的思想系列，但在具体实施中，直接依据的主要是宋人邵雍所传的所谓先天太极图和后天太极图。这两个太极图，又经朱熹的整理并载于《周易本义》的卷首，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风水堪舆领域层出不穷的良莠并生、泥沙混杂现象，往往和人们对所谓的先天、后天太极图的误读、误导、误用有极大的关系。有必要就其源头和义理内涵两方面作出辩正和纠偏。

　　邵雍和朱熹都认定先天、后天太极图分别创自伏羲和文王的八卦方位创制，而两图的格式又不过是对《易• 说卦传》中两段名言的图示概括。下面就对这两段名言作一考辩分析：

　　第一段话，《易• 说卦传》第三章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yi），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不管是文句语意的分析，还是整段义理的理解，这段话主要讲八卦相错互动,强调卦间存在两两对应交感的关系，即乾与坤以天地定位，山与泽互通气息，雷与风相搏激荡，水与火异性却不互相厌弃。值得注意的是，《说卦传》之所以主张“天地定位”、断言“八卦相错”， 主要对八卦的空间关系作配置，目的是在论证一个推理预测的方法，以为顺思推算可以总结过去，而以逆思推算来预知未来。从整段话语所说，我们实在看不到有什么可以和五方方位或八极次序搭界的意思。但朱熹却引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朱熹：《周易本义》卷十）显然，邵雍硬要认定此是伏羲所设八卦方位，把“天地定位”、“八卦相错”，强行纳入一个上南下北、左西右东的方位布局，设定八卦排列的次位，声称此即伏羲所作先天太极图。这实在是一种牵强得很的主观臆断。

　　朱熹循此意整理成所谓伏羲先天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则更是对经典周易以“天地定位”诠释的八卦观念，造成了明显的误解和缪传。其影响所及，致使后世风水堪舆的发展偏离“经典周易”的正道，逐渐丧失其注重义理、强调环境生态的精神特质，易流为单纯的方士术数。难怪宋代理学家张载要指出：“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犹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无义理”。（张载：《经学理窟•丧记》，载理学丛书本《张载集》 中华书局 1978 第299页）实际上，也对那种八卦方位理解上“弃道重术”而导致的风水“迷失”提出批评。

　　第二段话，即《易• 说卦传》第五章，原文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朱熹《周易本义》卷十曰：“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又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章言八卦方位的排列次序，从东方开始，用震卦顺时针方向排列而成。《说卦传》又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与前句“天地定位，山泽通气”被宋道学家邵雍在图上表示为乾（天）在上指南方，地在下指北方，而有伏羲先天太极图不同的是，后天太极图的八卦次序以东方帝位为主宰，以彰明自然万物的时空运行次序皆随帝之东方为出入。

　　伏羲八卦方位图 文王八卦方位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易•说卦传》中的两段话，有一定的连贯性，本身并无大的矛盾。因为前一段话讲八卦错位相杂，只讲天地定位，未直接讲八卦定位。而后一段话实际上是讲万物生成发展次序，再分别对应于八卦方位和四时节气的，以为元气主宰自然，使万物出乎震，对应东方和春分；（絜）齐生于巽，对应东南方和立夏；纷纷显象（见）于离，对应南方和夏至。离者，南方之卦也，喻圣人之之乃南面而听天下也；致力用事于坤，对应于西南方和立秋，而坤者，地也，喻万物皆据于养也；愉悦成熟于兑，对应于西方和秋分；阴阳互动交接于乾，对应于西北方和立冬；勤勉劳顿于坎，对应于北方和冬至，喻万物皆有所归；而最后列艮卦，对应于东北方和立春，喻万物终成之时即预示下一个新的开始。这样的八卦顺序，实在是对宇宙自然演化过程的概括和图示表述。所以，《说卦传》要赞叹此“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把这两段话连起来，才在整体上表现出以八卦方位对应的时空格局、万物演化、四时节气等生态环境的符号图示，在义理内涵上难有什么先天、后天之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所谓先天、后天太极图既非出于对《说卦传》两段名言的完整理解，也非是关于两种八卦方位次序的合理表述，更多是邵雍、朱熹的片面臆测，甚至主观武断。若以八卦方位次序用以风水堪舆，当直接回归经典周易尤其是《易•说卦传》，应该更为合理和有效。

　　当然，朱熹讲的先天太极图，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四种，旨在说明周易卦象系统的形成是圣人据于自然历史过程而加以呈现的，故是不可移易的天理。后人沿袭邵雍、朱熹的先天、后天之图说，来推衍风水、堪舆之术，实在是盲从了宋道学家们得声望和权威，而失缺了《周易》尤其是《易•说卦传》讲风水的文化意涵和生态精义。这样的风水、堪舆，只能是一种“术”而非“道”，而失缺了“道”的内涵和立论根据，所谓风水是无法成为一门“学”的，更谈不上生态风水、环境风水了。

　　五、 与五行四时匹配：中华风水学之建构

　　　需要指出的是，单单确定《周易》的八卦方位次序，这只是局限在模式框架的范围内，要指导并有效应用于风水堪舆，还必须有生态环境因素的内容充实。

　　事实上，经典周易讲八卦方位次序， 立论基础在以阴阳奇偶观念解释天地之数五，进而建立天地阴阳与水、火、木、金、土五行对应设置的结构,再配合于四时五季（四季加长夏）的循环转换，其风水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就立起来了。

　　《易•系辞传上》在强调“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时，已指明其所据立论在“天地之数五”，即“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这个“合”，是指天地之数的搭配。朱熹这样解释“搭配”：“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相得者然也”。

　　何谓“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朱熹是依据《易•系辞传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说法，以“参”喻三才，“伍”喻五行；又以天地之数对应配置水、火、木、金、土五行的。称：“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谓各有合焉者也”。 （朱熹：《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

　　朱熹把天地之数与五行的对应关系，看作是以奇偶间隔连接，又与五行配置为相生相成的结构。但天地何要与一六对位、与水之相生相成匹配；又何要与二七对位、与火之相生相成匹配？等等。其实，这倒不是朱熹自己的发明，而是汉代学者杨雄、郑玄等人已有过的论述。例如，杨雄就说：“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艮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徵，色赤，味苦……；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鹹……；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已，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太玄•玄数》，参见〔宋〕司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8 第一九五至一九九页）

　　所以，八卦方位次序，很快发展出可以和五行、五方、五季等层层迭套的架构：八卦方位次序对应於木、火、金、水、土五行，五行对应於东、南、西、北、中五方，五方又对应於春、夏、秋、冬、长夏五季的气候、节令转换，还对应於青、赤、白、黑、黄五色，甚至对应于五味、五伦、五脏等，都可以看做是对生态环境要素配置结构的进一步充实。

　　当“经典周易”八卦方位次序的结构模式，与阴阳五行、五方五位、四时五季等要素对应匹配，图式化地表达生态环境的空间结构和时间顺序已经完成时，那就意味着生态意义上的风水学体系框架最终确立，用于风水堪舆的工具、手段也基本完善了。

　　事实表明，古典中国的生态风水学不可能是神秘的、繁琐的，恰恰相反，它应该是切近人伦日用、简明清晰、理性智慧、富有实际功效的，最多是带上点“神道设教”的色彩。惟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许多历史遗传的优秀古建筑、古宅地、宫殿、庙宇等，其展示的气势、风格、牢固度、可观赏性，大都和风水堪舆的理性、有效相关。以致我们现在看风水、讲堪舆，仍然少不了这几条基本的理念、原则。如设东方天，主木，司春，其色青，属青龙位，归青帝管辖；南方天，主火，司夏，其色赤，属朱雀位，归炎帝管辖；西方天，主金，司秋，其色白，属白虎位，归金帝管辖；北方天，主水，司冬，其色黑，属玄武位，归黑帝管辖；中央天，主土，司四季，其色黄，归黄帝管辖。由此可见，这样一种自古及今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智慧，对于我们重建中华风水学仍然是需要的。

　　【作者简介】 施炎平，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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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