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福-《易经》与中国音乐思想的传播

　　《易经》与中国音乐哲学思想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

　　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李启福

　　内容摘要：传伏羲创造太极八卦，河图洛书反映了上古哲学思想和音乐思想，天文数理“五行“与音乐文化”五音“并行不悖，为构筑华夏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本文就易经八卦风水与音乐初看风马牛不相及的新兴学科事实上关系相当密切，中外音乐家在音乐实践中已经有相当的研究，初有成果方兴未艾，期望得到人们关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易经；五行；五音；音乐思想；音乐创作

　　传说伏羲爱思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天看地，看四面八方，太阳总是东方升，西方落。认为一定有一股神秘力量，世间万物无不受其影响。这股力量应该是宇宙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平常想得最多的“万物起源”。为把想法表示出来，伏羲折一段树枝画一条线代表那股力量。这就是“一画开天”的来源，这“一”是太极。它代表宇宙原始浑沌状态，宇宙遵循“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发展过程。后又创造了代表大自然八大现象的八个卦象构成完整的“先天八卦图”。 《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无所不包，全息了中华所有文化。[1]

　　一、天文数理“五行“与音乐文化”五音“音乐哲学思想并行不悖

　　中国易学家认为数起源于《河图》。《河图》是由“点”组成的方阵图，或称“数图”。 在河图中数点的排列是有序的，《河图》向人们阐释了数的起源和数的生成奥秘，“一与六共宗居北，二与七为朋居南，三与八同道居东，四与九为友居西，五与十相守居中”，每组后面的一个数都是由前面的一个数加五以后而成， 所以两数位居同位。 在《河图》中，“五”是一个基本计数单位，居于图的正中，五以上的数皆由五演变而来。而中国音乐“宫商角徵羽”五音与《河图》中的数有关系。

　　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2]

　　《易》与音律吻合，六十甲子纳音说出了大衍之数。明代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说到河洛数理与音律之关系：“洛书之数九，故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之长相合。河图之数十，故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之广相合。盖河图之偶，洛书之奇，参伍错综，而律变二数方备。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配者也。”[3]

　　阴阳运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五行状态——纳音。源于河图洛书，八卦纳甲之五音（宫商角徵羽）六律（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中，奇数为律，偶数为吕）。

　　中国古律“隔八相生法”，“十二律”就是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早在公元前522年(即周景王23年)，周景王想铸造钟，就向伶州鸠询问有关音律问题，州鸠讲了关于律和数的关系，并列举了十二律的名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假设黄钟是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音，其他各律则依次向上升半音。这是《国语》中的记载，《国语》成书于战国初期，约为公元前5世纪。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关于十二律的计算已经相当精确了。将《河图》中的数，顺向而数，正符合这一规律。五至二隔八，黄钟宫生林钟徵；二至九隔八，林钟徵生太簇商；九至六隔八，姑冼角生应钟变宫；十至七隔八，应钟变宫生蕤宾变徵。“隔八相生”（三分损益法）而形成产生的五音顺序为宫—徵—商—羽—角。十二律产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说明当时的音乐活动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史记》曰:“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就是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运用宫、商、角、微、羽等不同音调,采取对症下“乐”。《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根据五形人的不同特点,与五声音节对应,土形人选宫音、金形人选商音、木形人选角音、火形人选微音、水形人选羽音,对调整心理状态有较强的作用。五行相克的理论应用于音乐治疗,施乐原则为:怒伤肝,悲胜怒而选商调;喜伤心,恐胜喜而选羽调;思伤脾,怒胜思而选角调;忧伤肺,喜胜忧而选微调;恐伤肾,思胜恐而选宫调。

　　《灵枢•邪客》日:“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之与天地相应也。”其特征与五脏相应,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脏腑功能。得出“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的五音疗法。可见阴阳五行应用由来已久自古有之。[4]

　　二、中国音乐家根据《易经》创作实践

　　钟耀光根据易经64卦的卦象、卦形与顺序自创作曲系统《周易乐法》(《易经作曲系统》，为结合中国阴阳哲学观与西洋音集理论及线性延伸理论提供了极富创意的方向。管弦乐曲《红屋檐下》与弦乐四重奏《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都是运用《易经作曲系统》创作的。

　　2001年,意大利作曲家多美尼康尼创作的吉他曲《易经(题献给杨雪霏)》也是以《易经》卜卦方式作为作品创作的中心思想,描写变化和循环才是永恒之道,并从中解释世事万物。该作品共有64个乐章与64卦相吻合。

　　2005年,第三届“北京现代音乐节”上,出现了一首名为《易与理》的作品,由于作品创作手段过于激进,难以接受,作品没有产生太大影响。[5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结合中国古老的《易经》,将中国久已失传的《音乐开运法》挖掘、整理成一套《易经开运音乐》,将《易经》理论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聆听可以随时随地的让人们的情绪平和下来,具有趋吉开运的作用。侯德健根据《易经》与命理将不同年、月、日出生的人与不同的音乐之间的关系进行整理后发现,某些不同调性的音乐特别适合给不同生辰八字的人在不同的月份里听,可以达到稳定情绪、协调身心功能。同时对六十甲子、十二生肖不同天干地支的年份,也有不同的音乐来增强自己这一年的好运,或者减缓凶运带来的负面影响。适合个人随时拿来听并以个人生辰八字所做的《开运音乐》称作《本命开运音乐》,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调性,故应避免长时间听适合别人的音乐,除非是同一个调性的音乐。而《流年开运音乐》则针对不同天干地支的年份所作的音乐,每一年度都有与该年度相适应的音乐,在该年度听属于那一年度的音乐,效果比较好。

　　2006年第四届 “北京现代音乐节”,上音赵晓生用自创太极作曲系统创作了钢琴曲《太极》,将《易经》中包含的辩证因素与现代音集理论结合,在哲学层面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神韵,引起反响。创作《太极》前设计了“太极乐旨”：乱,不乱,轮回对称转。乐,即乐,悟中窥仙氛。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天地诚。敢创新篇。曲中“太极和弦”作为核心,按64卦排列组合,把“太极和弦”和64卦中“阴爻”相对应的音符删去,与“阳爻”相对应的音符保留,由此产生64音的数目与有规律增减变化的“64音集”，《太极》即“64音集”原型展现。[6]

　　从曲式结构为传统“破、承、起、人、缓、庸、急、束”八节。而八节与“八卦”契合。亦如唐大曲“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谓之大遍”基本可分“序——破——急”三大主要部分。[7]

　　“破”——最低音空洞而浑浊的“C”与“降D”,古琴效果,以浑沌、迷茫感:两音犹如原子不断分裂、延伸、组织、联合。C称作“阴极”，“降D”称“阳极”，阴阳两极构成全曲中心。（调性本来一音,如C大调的C，此由两音构成）。阴阳两极在高、中、低分四个层次反复,体现宇宙“空灵”。

　　“承”——由三全音的二个半音不规则反复,飘逸，轻柔, 音色虚无朦胧。随之音乐突兀而起,铜钟般洪亮光辉的轰鸣。

　　“起”——在铜钟余音中。四个八度音程透明纯净似古琴 “泛音”。 在各音区、音位、节奏上反复十次。

　　“入”——节拍多变7/8,8/8,6/8,7/8,5/8,6/8,4/8,10/8等的形态音区逐步从中声区向高音与低音两边延伸,密度由单音到和弦使音乐在“散中有序,形散神序”发展到高潮。

　　“缓”——全曲的“黄金分割”0.618处。高潮由十二音组成。浑浊低音与响亮空泛的五度呼应,原始野性。从高声滚流而下。

　　“庸”——音流急剧递减,透明音色,三连音与 “承”呼应。

　　“急”——低声部音的数目与64卦产生音集过程中的音数增减规律相符。从急促节律转为悠闲空寂,回到乐曲开始所展现的境界,万籁俱寂。

　　“束”——“倒装”方式首尾相应,“万物始于一而归于一”终于在“阴阳两极”的“合聚”中。赵先生用音乐解读太极“八八六十四卦”。

　　陈其钢的《五行》音乐要素不是水、木、火、土、金这五种物质的直观反映,而是通过作曲家对这五种物质的理解,展现其精神气质。从这一点出发,来确立每个乐章主题材料的特性,并由此发展和组织音乐。《五行》的每一乐章的主题材料都有它独立的构成方式。

　　第一乐章主题材料有:中国五声调式、四五度结构、人工音列。在《五行》中,和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结构,而是四五度关系、多种三和弦叠置、综合音集、对称音集、全音音集、半音音集等新元素和弦。《五行》并没大量新音色开掘,多数仍然使用每一个乐器组常规音色特征,用不同主题材料的音高布局方式来展开其丰富变化。在“有限的空间”展开“无限的想象”。这个“有限的空间”就是作品的主题材料,而“无限的想象”就是对主题材料丰富的运用方式。

　　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载育在《乐律全书》：“古人舞法，举要言之，不过一体转旋而已。” “一体转旋”之妙就在于太极的Ｓ线中。Ｓ线的转旋之势把宇宙的圆融合一、均衡和谐体现在中国舞蹈中也就是“动作逆向起动”的生动写照。欲走左边必先照顾到右边，反之亦然；当动势欲纵而发时，必先顾及收势。

　　三、中国舞蹈家根据《易经》创作实践

　　太极中的两小圆圈为黑、白二色各自的鱼眼。太极的黑、白二鱼以象“阴阳”，也可代表天地、刚柔、动静、缓急、曲伸。Ｓ线在太极图中将整个圆分割成相反相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以曲线的阴阳对补力量联系、扭和两个被分割的部分，使对立两极的状态向对方倾斜、弯曲，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图中的两小圆圈为黑、白二鱼各自的鱼眼，以象征“阴中阳”、“阳中阴”。阴阳是东方哲理对宇宙万物内含对立统一的矛盾性最简明、直观又最深刻含蓄的总体认识。

　　中国舞蹈从阴阳对立的统一中创造了一系列的动作形态：阴为柔、抑、弱、退、静、软；阳是刚、强、进、动、张、狂等。阳刚具体表现为古朴、厚重、雄健、猛锐、奔放、疾狂等。阴柔之美更多的体现在袖、腰、轻、柔的风格技艺上。中国古代舞蹈按阳刚、阴柔两种风格划分：周代有柔和温雅的“文舞”和刚劲猛厉的“武舞”之分；唐代有 “软舞”和“健舞”。明清戏曲舞蹈继承传统舞蹈中的两种基本风格，最典型的体现在旦和生两种行当属性上；中国古典舞在吸收戏曲舞蹈为基础上，依然没有摆脱“行当属性”的影响，男子以武生为基调，女子以青衣为基调。武生为“阳”，如《秦王点兵》、《秦俑魂》等，青衣为“阴”，如《春江花月夜》、《霓裳羽衣舞》等。

　　舞蹈《弈》第一段“对峙”：黑白弈者各持一方，分别代表不同力量的象征。两者间的较量和对峙体现一种抗衡和制约。

　　第二段“交融”：由对抗纷争转向和谐，由不同转向合流，双方在不断的交融中消纳互补、兼收并蓄。体现了太极阴阳鱼的互补。

　　第三段“和”：对弈者转而心境平和，一场棋盘上的对峙以和棋结束，也正蕴意着下一次较量的开始。

　　《弈旨》：“棋有黑白，阴阳分也。”舞蹈编导通过棋盘上的黑白两色棋子传达出两种不同人物的阴阳性格的对比。一弈者着黑衣，手中执剑而舞，刚武快捷；另一者着白衣，动作柔和慢缓。两者象征着刚柔、虚实、文武、智勇。

　　《弈旨》：“四象既陈，行之在人，善王政也。”黑弈者率先舞剑，先发制人，狂迷中反衬出白弈者的心静如水性格。白弈者静中求稳、稳中趋胜，观照了黑弈者躁动似火的心境。黑者动如脱兔，以动取胜；白者静如处子，以静克动。黑者功势如锋刀，直逼对手要害；白者犹如吸盘，化解强者进攻。一方处实用虚张扬；一方处于虚用实来攻击。

　　《弈旨》：“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随后黑白两者对视，围圈而转，宛如两股气流融合相交，合而为一。犹如太极图阴阳鱼以黑为阴，以白为阳，黑白相依，阴阳环抱。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两者正是在不断认知对方的过程中，认识、提升、化解对方。黑者在动态之中勇取白者转而由躁动为平和，白者在静态之中智谋黑者转而由平稳为浮躁。在统一的心境、节奏、动势、气韵中舞动，两者交融合一、刚柔相推、智勇双全、文武相融。黑白两者的心境最终在一场对垒开战、争雄夺霸的较量中平和下来，平和之中又似乎在酝酿了下一局棋艺的较量......

　　四、外国科学家、音乐家根据《易经》得到启示和音乐创作实践

　　大家知道，莱布尼兹从中国的《易经》 “阴阳两爻”中获得灵感创制了成为现代电脑基础的“0一1”二进位制;现代分子生物学发现DNA脱氧核搪核酸细胞遗传密码不多不少也正好64个,而且恰巧与64卦相符。

　　1951年, 美国作曲家凯奇创作了一首名为《变化的音乐》（易的音乐）偶然音乐钢琴曲[8]。他从《易经》卦象推测吉凶得到启发,用投掷骰子和丢硬币来决定音高序列的时值和出现次数。他打破常规,一改传统钢琴曲的创作方法,率先采用《易经》“取象思维”方式创作。他通过投掷硬币和抽签的方式,把硬币和木签(具体事物)作为音乐创作的载体,并通过想象来推知音乐(抽象事理)旋律与和声的进行,这种创作方法与传统的音乐创作可说是大相径庭,不仅少见,而且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音乐创作途径,因此,这首作品一经出现,便在当时的乐坛引起不小的反响,是世界乐坛第一首有影响的机遇音乐作品。从此,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运用《易经》理论进行创作,并将《易经》理论用于实现他的音乐审美理想和指导他的创作实践。

　　1957年,凯奇发表《音乐的未来》：“为了如实地反映出静音,我发明了一种复杂的作曲方法,该方法使用”易经”一样的随机方式,使我的责任由作出选择变为提出问题,,我的《易之音乐》由象《易经》那样的随机方式做成。

　　1962年,凯奇还创作了《黄道天体图》。在创作过程中,他将86种器乐声部的音响素材放在星座图上,通过透明纸将其转换到音乐手稿上,而这种音乐根据一定量的素材,都是为任何数目的演奏者、任何表现方法而作的,任意选择任何音组,听凭演奏者的/随意性0,愿意怎样演奏就怎样演奏,提供给演奏者以极大的随意性和创作空间。

　　德国作曲家用《易经》理论创作的《易经交响曲》。再现了中国5千年历史的圣人形象，以交响乐形式的乐器进行编排,打破常规,由八个乐章组成,直接取自《易经》中的八卦,即: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兑(泽)、艮(山)，与易经的八个构成元素相对应。以《易经》为主架构的,分曲目《易经八卦》中直接衍生出来,表现了八卦涵义。这八首单曲与易经的八个构成元素相对应，其效果是：一次穿越自然穿越时空的迷人而令人深思的旅行。

　　结语：《易经》八卦与音乐初看风马牛不相及，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无所不包，全息了中华所有文化。与任何学科得关系都相当密切，而就各领域的古今中外科学家及其音乐家在音乐实践中已经有相当的研究，初有成果方兴未艾。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李启福：男，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硕导，从事中外音乐史、音乐美学等课程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易经的奥秘 》，曾仕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0。

　　[2]《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 》，沈致隆 、齐东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3]《试从音乐角度看<易经>》李 莉 《时代文学》2012.3 下半月

　　[4]《“八卦”是怎样控制音乐的——赵晓生的钢琴曲“太极”》陈铭志

　　《音乐爱好者》1988.3期

　　[5] 《 中医五行音乐改善43例晚期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初步临床研究》廖娟等《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第八届年会论文集》2007.11

　　[6]《论“易经”对当代作曲家音乐创作的影响》王秀萍《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4期

　　[7] 孙继南等《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第84.85页

　　[8] 冯志平《外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第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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