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芊,刘宇-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研究

发布时间:2014-06-09

  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研究[作者简介

  何小芊;刘宇

  (东华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江西南昌 330013)


  摘 要:赣南是形势派风水的发源地,赣南客家人崇信风水。赣南客家风水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杂糅体。赣南风水塔是明清时期客家风水文化盛行的产物。作为典型的客家风水物质文化景观,风水塔在赣南各个县市均有分布,并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和规律性,即分布广泛、中部多四周少、分布于聚落周围。依据风水塔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和规律性,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可分为贡江、章江中下游风水文化核心区和南部以及边缘地区风水文化外围区,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扩散是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关键词:赣南; 风水塔;空间分布;风水文化;区域分异

  风水,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1]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是形势派风水的发源地,民间讲求风水有较长的历史,风水文化对当地人们有非常大的影响。迄今为止,对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研究,除了对风水的发展历史、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进行研究外[2,3,4],大都从民俗层面论述风水与丧葬、居住环境、心理影响等方面的关系[5,6],或是探讨风水与社会文化的关系[7,8],尚未从文化景观空间分布与文化区域分异的角度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出发,阐释赣南客家风水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风水塔,在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总结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区域分异。

  1.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及其构成

   赣南,地处赣江上游,为今赣州市之简称,现辖2区2市15县,明清时期为赣州府、南安府以及宁都直隶州的管辖范围。赣南是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赣南客家人崇信风水,风水观念在赣南人心中已成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使人们将风水选择想象为合情合理的行为,深入到人们生活各处[4],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1.1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形成

   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迁入赣闽边区而流入客家地区的,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他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1]。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向福建传播,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随后,风水术进一步往粤东粤北传播,至明清时期,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粤闽广大客家地区。风水文化的传播、发展与兴盛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适应了客家先民求生存和开发山区的需要,适应了客家地区的地理环境,并深受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的影响[1]。江西形势派是具有赣南客家特色的风水流派,本文所论述的赣南客家风水即江西形势派风水。

  1.2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构成

   赣南客家风水文化作为文化特质,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杂糅体。这三个层次之间有功能上的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9]。

   风水物质文化主要指风水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这包括三大部分:风水建筑、风水技术方法以及使用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器物。风水建筑种类繁多,如:民居、墓葬等私人建筑和桥梁、祠堂、风水林、风水塔等公共性建筑。风水文化有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方法,如:地形观察法、水土查验法、辨方正位法等等。

   风水制度文化,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政府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1]。在赣南客家姓氏族谱中常有关于风水行为的公约,不仅刊之于谱,并勒石为碑。如瑞金密溪罗氏宗族为严禁坟山,以卫龙脉,于清乾隆二十三年议立禁条,立石成碑[10]。风水已根植于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凝结为社会民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讲究风水宜忌已成为传统社会广大民众日常家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1]。

   风水精神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信仰,这种精神信仰反映了人们的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5]。风水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而不断,至今仍在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流行,应该说,其中所蕴涵的天人感应、阴阳荫应的信仰观念是主要依据之一[11]。赣南客家人运用风水这一独特的文化样式以寄托生活理想,寻求精神安慰的人文情怀,体现了民众对安居乐业、发家致富、儿孙满堂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赣南风水塔的特征及其空间分布

   塔,是一种纪念性建筑,来源于佛教。古代印度的佛教建筑塔在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楼阁相结合,形成中国的楼阁式塔。赣南建塔肇始于三国吴,现存唐宋以来的古塔五十余座。南宋至元时期,赣南地区战火不息、经济凋敝,佛教一蹶不振,对建造佛塔失去了能力。明清时期,赣南风水塔异军突起,以前有塔必有寺的说法,至此完全失去了意义[12]。风水塔名称繁多,如文风塔、文兴塔、文星塔、水口塔及根据八卦方位定名的巽塔、坤塔、辛塔等等。

  2.1赣南风水塔的兴建及其特征

  2.1.1兴建风水塔的缘由

   从公元14世纪开始,风水学说大发展,全国各县城及大型村镇建造一种塔,名风水塔。风水塔虽分布甚广,但主要以南方为主,北方次之,东北及西北地区数量甚少,南方又以江苏、江西、云南、贵州为最多[13]。在这种大气候形成的环境中,作为形势派风水发源地的赣南更加流行对风水塔的崇拜,成为全国建风水塔最多、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赣南各地维修或新建风水塔亦蔚然成风。

   建造风水塔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是祈祷性和象征性,希望当地多出人才,多中科举;二是迷信性,以塔添补当地在风水上的空缺,达到完整无缺,谓之补地气[13]。赣南各地普建风水塔,是明清时期风水文化盛行影响下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明代科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就“崇文重教”的赣南客家地区为了文运更昌、科举更振而兴起了修建文峰塔的风潮[7]。可以说明代科举的盛行促进了风水塔的修建,而赣南各地普建风水塔,这仍然是深受风水文化的影响。人们迷信风水塔,就像佛教徒对佛塔、佛像的崇拜一样虔诚、信赖。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趋利避害”功能的风水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不管是平民百姓,或达官显贵,也不管是无知文盲,或饱学之士,都很难完全摆脱风水术的影响[8]。明清时期,赣南广大农村地区普遍较贫穷,如非强烈的精神信仰,决不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风水塔。

   风水塔的建造主要起“补缺障空”、光大人文气象、满足人们希翼文运昌盛的心理需求的作用,同时客观上起到点缀山河、美化环境的作用,并往往成为某地的特殊标志,构成一道道颇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文化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作为物质形态的创造物,风水塔也包含有风水文化传播和发展诸方面有价值的证据。

  2.1.2风水塔的基本特征

     据相关资料考证,明代至民国初年以来,赣南地区现存和已损毁的风水塔共有71座(见表1)。赣南风水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位置。由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风水塔建造方位并不统一。赣南风水塔一般位于聚落四周的山顶或河流旁边,且多建于聚落的东南部,但也有少量建于其他方位的。

   (2)建造年代。赣南风水塔自明代中期至民国初年均有,清朝建造的数量多于明朝。明代建造29座,占风水塔总数的40%,多数为明代中后期所建,尤以万历年间为最;清代建造42座,占风水塔总数的60%,集中建造于康熙至乾隆年间。

   (3)结构形式。根据万幼楠先生的研究,赣南风水塔基本上是无平座、无大台基的楼阁式塔,以砖结构楼阁式塔为主,清或有土塔、石塔。明与清塔的区别较明显,明塔保留宋塔遗风,挺拔高大,与外地明塔风格略同,平面多为八角形,一般有基座;清塔显得杂乱无章,造塔无一定式,做工也粗劣,平面以六边形为主,一般无基座[12]。

   (4)内部构造。风水塔的内部构造大体分为空筒式、壁内折上式、穿壁绕平座式和实心塔[13]。在赣南风水塔中,明塔基本上为壁内折上式,清塔则基本上为空筒式塔,并有实心的、全封闭的和通心式的塔。

  赣南明清时期风水塔一览表

  2.2赣南风水塔的空间分布

    风水塔在赣南各个县市均有分布,但数量不一,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见图1)。从图中可看出,赣南风水塔空间分布看似零乱,其间又存在一定规律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图1 赣南风水塔空间分布

      第一,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赣南各地除极少数地区外,均有风水塔分布,这也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风水观念在赣南人心中已成为一种信仰。

      第二,空间分布不均匀、局部相对集中。风水塔在各县市分布不均,最多的是于都县,共有12座,占总数的17%;其次为瑞金市,共有9座,占总数的13%;再次为兴国县,共有6座,占总数的9%。此外,大余县、南康市、崇义县、宁都县、寻乌县、安远县的风水塔数量也较多。

   第三,中部多、南部与四周少。赣南风水塔从大尺度的空间分布上讲,主要分布于赣南中部的贡江、章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贡江流域;四周边缘山区风水塔很少,南部的龙南、定南、全南以及东部的会昌、石城等周边县市风水塔数量相对较少。

   第四,分布于河流侧畔和聚落周围。赣南风水塔一般位于河流旁边或聚落周边的峰峦顶部,而这种聚落往往是县城或是规模较大的村落。据统计,赣南风水塔共有32座位于县城周边,占总数的45%。

  3.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的表现与原因

   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为文化区,形式文化区是一种或多种相互联系的文化特征所分布的地域范围[14]。在空间分布上,它具有一个文化特征表现典型的核心区域,文化特征相对一致的而又逐渐弱化的外围区以及边界较为模糊的过渡带[9]。确定形式文化区,要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种或几种文化现象。风水塔是典型风水物质文化景观,依据这种文化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和规律性,可以一窥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区域分异(见图2)。

  3.1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的表现

  3.1.1风水文化核心区

   文化特征表现最为标准或最为典型的地方为文化区的核心区。赣南中部的贡江、章江中下游地区风水塔的数量多、分布密集。贡江流域以于都县为中心,包括兴国县、宁都县、瑞金市、安远县、信丰县,该区域各县市的风水塔至少有3座以上;章江流域的南康市、上犹县东南部、崇义县东部、大余县东部数量也较多,均有4座。因此,赣南的贡江、章江中下游地区是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核心区(带),表现为东至瑞金与宁都、西至大余与崇义这一纺锤形区域,于都是风水文化核心区的中心。

   此外,形式文化区虽划分为三个层次,但要精确划分形势文化区中各层次的边界与范围是十分困难的,本文划分的赣南客家风水文化核心区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3.1.2风水文化外围区

   文化特征相对一致而又逐渐弱化的地方为文化区的外围区。赣南四周边缘地区风水塔的数量很少,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全南以及东部的石城、会昌均有风水塔分布,但与中部地区相比,数量较少、密度低,即风水文化的典型性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因此,赣南的南部以及赣闽湘交界地区是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外围区。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赣南南部与周边山区风水塔数量大大少于中部地区,但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是均质文化区,内部风水文化特质具有相对一致性。

  

  图2 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的表现

  3.2风水文化区域分异的原因

   文化景观是居住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9]。文化景观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既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也反映了不同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差异与特征。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区域分异是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2.1自然地理环境

   风水形法理论的特点就是“主于形式,原其所起,既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 (清)赵翼《陔余丛考》.]。赣南地处南岭、武夷山、诸广三大山脉交接地区,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南高于北,地貌以丘陵、山地、盆地为主。山地占总面积四分之一,主要分布在赣南与闽粤湘交界的县市,海拔1000~1500米,山脉纵横交错;盆地占总面积五分之一,计有50来个大小不等的红壤盆地,海拔基本在200米以下,分布在周边山脉环绕的绵延丘陵中。在地形、水系、空气、方位等形势派风水要素中,水尤为重要。“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晋)郭璞《葬经》.]。受地形影响,赣南水系分布不均,主要河流有东西两支:西部的上犹江与章水汇成章江,东部的梅江、琴江、桃江、平江、绵水等7条大的支流汇成贡江。贡江、章江中下游地区以盆地丘陵为主,河流交错,这种独特地形地貌,正是形法理论大显身手的地方,也为修建风水塔提供了必要条件。

   处于平原与丘陵的交错的区域,是丘陵与平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中间站与桥头堡,具有强烈的界面效应或边缘效应,因而易于形成人口、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形成最早的聚落带和城市圈[15]。贡江、章江中下地区河网密集,易于形成水陆交通网络,较周边山区地带易于形成多样化的商品交易场所,从而获得空间增长过程中的发展优势,乡村与城镇的数量、密度高于周边山区。该地区的人们在建造房屋、农田等聚落景观的同时,出于信仰的需要,创造了风水文化景观。

  3.2.2社会经济状况

   风水作为一种信仰或是文化现象,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修建风水塔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国朝蒋叙伦凌云塔记》云:“经始于癸亥三月,越半载而告成。颜曰凌云塔。为七级……高三十仞有奇。计费六千馀金。[ 同治《赣州府志》卷16《寺观》,同治十二年刻本.]”地方官首肯或提议、绅士积极倡导、普通民众积极响应的运作模式是当时大多数风水建筑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6]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经济条件是修建风水塔的基础。

   贡江、章江中下游地区是赣南开发较早的区域。于都于汉高祖六年(BC201)置县,是江西最早建县的十八个县和赣南最早建县的三个县之一,所辖地区包括今于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诸县,故被称为河东六县之母县,在较长时期内,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宋代,赣州盆地、宁都盆地已是较著名的农耕区,这些地方人口较多,土地肥沃平坦,素为产米之乡[16]。明清时期,赣南的中部盆地已发展较为成熟,展现出“郊野乐业,商贾日集,而成人小子横讲学,歌诗习礼,雍雍文物之盛”[ 乾隆《赣州府志》卷11《建置志》,乾隆四十七年刻本.]。章江流域开发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元至正二十五年(AD1365)设南安府,府治大庾(今大余县),领三县。明清时期,南安府是赣南地区与赣州府并列的经济、行政中心。

   赣南周边山区土地贫瘠、地广人稀,一直以来经济较为落后。明嘉靖年间至清乾隆年间,闽粤客家人倒迁赣南,闽粤入迁客民主要分布于周围的山区,尤其以寻乌、全南、定南、龙南以及上犹、崇义两县西北部最为密集,占迁入总人口的50℅-70℅[1]。外迁而来的客民,其原本就不热衷于修建风水塔;且流民的来源主要破产小农,亦有商人混杂其间[16],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再者,明末清初之际,闽粤赣交界区族群冲突激烈,村社之间矛盾纷争,械斗频繁,寇乱和匪患严重。因此,赣南周边山区及南部地区修建风水塔受到上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

  3.2.3文化扩散

   形势派风水术在杨仙岭肇始、三僚发展成熟,其后随客家先民的迁移,不断向外传播。风水是一种基层文化,就风水文化的创造和传承主体而言,主要是生活于民间社会的广大劳动大众和基层知识分子。即使曾有知识精英厕身其中,也是属于个别的现象;而参与更多的则是活跃于广大民间社会并以“风水师”自称的基层知识分子[11]。

   作为形势派风水术创始人,杨筠松在赣南活动的主要区域是贡江及其支流梅江流域;时至今日,在于都杨公坝、寒信村以及宁都青塘、黄陂仍可以听到关于杨筠松的许多传说。杨筠松的主要弟子曾文辿、刘江东均为宁都人,后迁居兴国三僚。及至明清时期,江西形势派“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人不遵之”,赣南地方郡县志的《方伎志》专门记载了许多赣南风水名士[4]。在明代,兴国县三僚村的风水师有数十人奉诏供职于钦天监,专司皇家风水职事。赣南客家风水文化的传播是典型的扩展扩散的形式。在风水理论向客家民众濡化过程中,以杨筠松为首的大批风水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便捷实用的操作方式使之简约化、浅显化,从而易于为客家民众所接受;以杨筠松为首的历代风水师长期活动于贡江流域,使该区域民众的风水信仰更为强烈,普建风水塔也就成为必然。

  4.结 语

   地理区域是文化的空间载体,赣南客家风水是风水文化与赣南地域环境相互融合的产物。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风水塔是赣南客家风水物质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本文依据这种文化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和规律性在空间上,将赣南客家风水文化区分为风水文化核心区和风水文化外围区,较好地揭示了风水文化在一定地域的空间差异。风水文化是有多个文化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囿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文只是运用单一风水文化要素划分风水文化区,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精确度受到了影响,这是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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