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鑫-唐代择居文化与风水发展

　　唐代择居文化与风水发展

　　作者：许鑫 字 淳清

　　　摘要:中国风水,是建立在原始民间信仰，是探讨与人类事生事死相关的时空数术。经过秦汉时期的初步形成,魏晋时期的传播和初步理论的建立,在唐代,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化程序化的风水理论,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体系。风水作为一种信仰扎根在古代社会和古人的心灵深处,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我们研究古代的社会民俗!思想史!文化史等有重要意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对于今人也有很大的启示和研究价值。目前国内外对于风水的研究涉及建筑学、哲学、美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多种角度,赋予了风水研究多重色彩。本文将从考古文献、风水专著、方志等材料中,获得尽可能完整的关于唐代风水择居的记载。尝试通过现有文献资料,考察唐代的阴阳宅风水实践情况,对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描述；并对唐代的风水传说进行整理，尝试结合文化史和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考察唐代人的风水择居观念，以及风水传说背后映照出的唐代人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唐代 风水 实践 文化

　　    一、唐代择居文化的考证

　　　分析唐代择居风水的日常实践情况,回归到风水术的本质,从住宅和冢墓的选址、营建、改造等风水的实际操作环节中,探讨唐代择居风水的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在人们心中形成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又是如何反作用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对唐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影响。

　　　1、唐代冢墓风水的实践考证

　　　（1）唐代冢墓地择址考量

　　　《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唐朝民间的一种普遍看法:“官品富贵,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1可见在唐朝利用风水原则选择葬地已成为社会普遍风俗。《大唐开元礼》中也记载,唐朝不管官员还是庶人,死后都要“卜宅兆(六品以下筮宅)、卜葬日(六品以下筮日)”,并详细记录了卜“宅兆”及“葬日”的过程2,把选择葬地当做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礼典。

　　　按古代风水观念,家族祖坟风水,必定会影响一家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的陵墓风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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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眴等《旧唐书》6卷79,第2725页。

　　2 杜佑《通典》卷138,第720页。

　　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故唐代的皇帝及皇室成员的陵墓选址是国家大事之一,需要勘测风

　　水,除了偶尔从民间召风水师入宫征求意见,更多的则是倚靠朝中风水机构司天台负责选址勘测。

　　　《旧唐书·职官志》上介绍：司天台是一个“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之”的机构1。司天台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天文机构,但是与风水的勘测有紧密的联系,如兼从事勘定风水的工作。古代的司天机构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皇家司天机构的负责人及其附属官吏都属于政府官员,但是这个部门在品阶上却不是太高,到唐代,此机构的品阶达到了历史巅峰,为三品官,超越了前后的各个朝代,可见在唐代对于此机构的重视程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唐代帝王墓葬的主要特点是因山而葬,即依山势直接在山中开凿出墓室再封住入口,而不似前朝掘地数丈修建地宫。《旧唐书》对此有记载:

　　　《唐书》曰:贞观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因山为坟,不封不树。大宗惩秦汉已来厚葬以致发掘,因序平生之志,刻于石。以诫将来。

　　　因山而葬使皇陵更具有隐蔽性,不易被盗墓贼找到墓道口,同时可减少修建成本"陵寝之修建,在司天监的专职人员提出选址意见后,往往还要经过朝中大臣的商议选择才能决定:

　　　姚南仲,华州下邦人。乾元初,制科登第,授太子校书,历高陵、昭应、万年三县尉。迁右拾遗,转右补阔-大历十三年,贞鳃皇后独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于近城为陵墓,冀朝夕临望于目前"南仲上疏谏曰:“伏闻贞链皇后今于城东章敬寺北以起陵庙,臣不知有司之请乎,陛下之意乎,阴阳家流希旨乎?臣愚以为非所宜也。谨具疏陈论,伏愿暂留天蜷而省察焉。臣闻人臣宅于家,君上宅于国。长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凿兴动,建陵墓于其侧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凭丘原,远郊郭。今则西临宫阔,南迫康庄,若使近而可见,死而复生,虽在西宫待之可也"如骨肉归土,魂无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视之兆庶,则彰溺爱;垂之万代,则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烛幽滞。先皇所以因龙首建望春,盖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动伤哀虑,天心一伤,数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满堂为之不乐;万乘不乐,人其可欢心乎?又暇日起歌,动钟于内,此地皆闻,此非宜三也。伏以贞鳃皇后冲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轸旈扆,久俟著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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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眴等《旧唐书》卷43,第1855页。

　　2 李昉《太平御览》(八册)卷111皇王部36,第二册第93页。

　　始溢之以贞懿,终待之以亵近,臣窃惑焉,非所以称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国人皆曰:“贞懿皇后之陵迩于城下者,主上将日省而时望焉。”斯有损于圣德,无益于贞懿。将欲宠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数事,实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计而取其长也。陛下方将偃武靖人,一误于此,其伤实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贬,大明忽亏于掩蚀,至德翻后于尧、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遥,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贞懿之美号。疏奏,帝甚嘉之,赐排鱼袋,特加五品阶,宣付史馆。

　　　这则材料中,对于代宗皇后陵寝的选址问题,代宗本想近城为陵可朝夕相望,朝臣姚南仲则上书反对近城为陵,他认为长安城是皇帝居住地,穿凿兴功会破坏王气,而葬者藏也,帝王家族均应葬在城郭之郊,丘原之上,代宗也表示了赞同。近城为陵也成为皇室风水选址的重要禁忌之一。

　　　有一些风水原则其实也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和运用,比如唐玄宗就曾给自己选择了葬地。

　　　初,玄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翥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群臣乃追先旨,筑陵此山,曰泰陵。2

　　　唐玄宗自择葬地,也是看中了此山岗的“龙盘凤翥之势”。在其他各类术士的择地标准中,看到最多的也是对龙脉的寻找和把握,如史载玄宗时代的风水师僧泄就曾对张说提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3依倚龙脉起伏形势的宅葬之地即为大吉之地。又高宗时代的郝处俊葬地犯了“葬压龙角,其棺必斫”之忌4，后果被掘墓斫棺。

　　　按龙脉在风水学中乃指山水的连绵走势,传谓唐杨筠松所著之《撼龙经》云:“龙神二字寻山脉,神是精神龙是质。”盖欲因此而追祖于生命之所自。由于选择活动的史料记载所限,我们还不能在这些活动中看到传世的唐代风水著作的广泛使用个例,但此所引诸例却基本可以看到后世所谓形法派之大要。

　　　唐高宗时英公徐绩的墓葬选址曾有两种相反预言:

　　　唐英公徐绩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泓谓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祈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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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眴等《旧唐书》卷43,第1855页。

　　2 李昉《太平御览》(八册)卷555礼仪部34葬送三,第五册第388页"又卷111皇王部36,第二册第93页。

　　3韦绚《戎幕闲谈》,载《太平广记》卷389冢墓一,第3108页。

　　4张鷟《朝野金载》,第165页。

　　徐绩《旧唐书》有传,史实也说明是“朱雀悲哀”的预言得到了印证: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他事已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见船中无所有,乃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使告曰:“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帅,责以早降之意,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英公既薨,高宗思平辽勋,令制其冢像高丽中三山,犹汉霍去病之祁连云。后孙敬业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雾三日不解,乃止焉。

　　　朱雀为墓周四象之南面水泽,与北之玄武、东之青龙、西之白虎相对。郭璞《葬经》云:“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乎形应,忌乎湍激,谓之悲泣。”又云:“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顺,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按墓葬中“朱雀悲哀”的不详记载古已有之,《三国志·管格传》载:“格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格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卒如其言。”3这个犯了四凶的风水极差之地,不出两年便使墓主之家遭遇了灭族之灾。对朱雀之水的存在形态认知或有不同,而此不同又关乎丧主的吉凶占断,故风水师皆慎于取舍,然其高下之分亦所难免矣。

　　　（2）唐代冢墓的营建方法

　　　在大部分唐代风水材料中,对风水师和风水术的描述都是聊聊数句,并不点出其卜地的法则和推演方法,只是一句“葬于此地者,必……”,更加为风水师增加神秘气质,强调风水师的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从一些风水传说所记载的风水师的简单对话中,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窥见一些个别的风水方法。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殁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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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鷟《朝野全载》,第166页。

　　2刘餗《隋唐嘉话》,第34页。

　　3陈寿《三国志》卷29,第825页。

　　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椎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人(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 寘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 皆前贤所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裸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柞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踰制, 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唐朝时从墓地的选择到营造都有一套完整明确的原则,说明风水术已经趋向繁琐化和专业化。这种兆域之制以及有关落葬奢简得中的说法,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如“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的理论,可以看出对于墓地上面的环境保护,古人也是十分重视的。2另外,文中提及的“铸铁为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真之墓内,以助神道”云云,乃是唐代的一种镇墓术。孟原召先生在《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一文中引及本条材料时指出:“文中托徐坚张说之辞,言长安、神龙之际黄州僧泓能通鬼神之意,其所述应与当时的埋葬习俗相合,其中关于铁牛、铁猪的有关记载也是目前文献中所见最为直接的证据。由此,铸铁为牛家之状像。乃是御地下土、水二龙之意,这是当时风水堪舆的一种说法。但文中所记为长安、神龙时期之习俗,即放置铁牛、铁猪的葬法尚处于酝酿阶段。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其习俗不可能早于晚唐武宗时期。当然,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发现和墓葬保存状况造成,但大致可看出,这种习俗至少在晚唐之前并不多见,更不用说流行了。”3

　　　关于唐代流行的主要相地法则,从一些风水传说材料中也可见端倪:

　　　忽一日,有一楚僧溯流游蜀,至渡头,出舟四顾,谓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产东南贵人之所。”……秀才曰:“穴在南山之腹。”僧曰:“若点此此穴,子孙当为富民,何以缘只属商家?金柜之上,其穴在北山怀抱之内,此则出贵子,握兵权,当受禄八旬。奈何东有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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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肃《大唐新语》卷13记异第二十九,第195页。

　　2参洪丕谟《中国古代风水术}),15页。

　　3《中原文物》2007年1期,第76一77页。

　　地,生女则当为倡;西山低绝,生男则一世便贫。”秀才曰:“如此则未为佳耳。”言讫乘舟而去。

　　　按五姓卜宅葬法在唐代非常流行,唐初吕才即在其《叙宅经》中指出:“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宫、商、角、微、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庆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又有同是一姓,而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微羽不别。”2《旧唐书·经籍志》中载有《五姓宅经》二卷、《五姓墓图要诀》五卷3

　　　又如: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干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干曜与语,源云:“干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袝。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干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

　　　此中虽未言具体的墓地选葬规则,但从风水名师僧泓和不知名的乡村风水师所见略同的选择看,当时风水宝地的选择还是有着一些明确的共识和标准的。

　　　墓地的风水吉凶虽定,但是如果安葬不当,也会遭到破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枚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

　　　郭璞《葬经》云“葬者,乘生气也”,若掘之过浅则未及生气所在,掘之过深又破坏了生气的流贯"这段文字中的“白鹤”实即“生气”之象征。本来极佳的风水宝地,由于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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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何光远《鉴诫录》武金山条,第33页

　　2刘眴等《旧唐书》卷79,第2720一2721页

　　3刘眴等《旧唐书》卷47,第2044页

　　4韦绚《戎幕闲谈》,载(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89冢墓一源干曜条,第3109页

　　5徐铉《稽神录》,第130页

　　过程中深过了界限,破坏了原有风水,只能获得次等的风水庇佑。

　　　

　　　2、唐代阳宅选址考证

　　　《说文》言:“宅,所托也。”1宅是人们的居住托身之所,《宅经》言:“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恶。”2此谓宅之阴阳亦将对屋主有善恶之影响。《宅经》在敦煌文献中即有所见，其在中原之流布与影响盖可以想知矣。

　　　皇帝的宫殿选址按风水观念被认为关系着国家命运,因此一定要选在非凡之地,成为皇家的游赏之所。含元殿是长安一处著名的宫殿,其地形和装修的记载,就特别强调了“龙首气”“凤鸾”、“龙尾”等形制:

　　　含元殿凿龙首冈以为址,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视,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文武缨佩,蕃夷酋长皆序立。仰观玉座,若在霄汉。

　　　张九龄也有诗一再强调皇家宫殿的“龙气”带来的恢弘气派和富贵之相。

　　　天启神龙生碧泉,泉水灵源浸迤延。飞龙已向珠潭出,积水仍将银汉连。岸傍花柳看胜画,浦上楼台问是仙。我后元符从此得,方为万岁寿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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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许慎《说文解字》,第150页

　　2赵建雄《宅经校译》,第29页

　　3王说《唐语林》卷8补遗,第279一280页

　　4张九龄《奉和圣制龙池篇》,载《全唐诗》卷48,第594页

　　二、风水吉地的获得与命运道德的作用

　　　风水的作用主要是致吉和兆祸，其得吉或取祸的内容，不外乎人们通常始料未及或无从预测的各种祸福成败，如致富贵丁寿，或遭遇横祸病患等，而这些未知的祸福，也往往是民间信仰的通俗解释中，常谓之为命运所致的内容。不同的是，命运中的吉凶被理解和认知的形态是与生俱来、既定不移的，而风水作用在致吉或兆祸的作用形态中，风水与人的关系则是互为关联的，其作用与结果，当然也就不受先天命运的制约，反而有可能因为风水的后天遭遇改变了先天命定的际遇。在唐代文献记载中，虽然也肯定风水与命运一样存在着制约或决定人生际遇的作用，却并不以风水为单向来影响命运，而是相对的认定“命运”才是决定风水作用的驱动者。除命运的支配外，从何得到和如何取得好风水以受其作用，既是风水信仰者好奇而热衷的话题，各种取得的途径与方式，也足以反映出风水追求者对风水的信仰态度与认知形式，今辑数例为说如下：

　　　

　　风水择地皆有命定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干眼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干喂与语,源云:“干嗜大莹在缺门,先人尚未启衬"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但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干唯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此两例皆是在著名风水师建言不被采纳的情况下,丧主仍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与风水师建言相同的那个“宝地”，盖应了所谓“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有也无”之理。

　　2、善行获报而得福地

　　　风水的致福或兆祸的作用,在一些风水传说中,与民间的报应观念结合起来,成为赏善

　　　

　　1韦绚《戎幕闲谈》,载《太平广记》卷389冢墓一源干曜条,第3109页。

　　2钟格《感定录》,载《太平广记》卷156定数十一舒元舆条,第1121页。

　　罚恶的报应工具之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人们一种美好愿望,也把风水和报应联系在一起。这是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体现了朴素的信仰观念。有关报应主题的风水传说中,部分是以风水为报酬或者惩罚的工具,部分是故事主角因为做了与风水有关的行为或事件受到报答。

　　　陈思膺,本名聿修,富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忽有异人求寄宿。聿修观其客容止稍有异,乃尽礼延之。明日将告去,谓思膺曰:“吾久攻地理,颇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礼,思有以报。遥见此州上里地形,当富贵不可言,用为殡岗,必福昆嗣。”聿修忻然同感,遂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处,可世世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可世世为都督。”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智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埽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埋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郾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2

　　　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及其葬也,将穿墓, 筮者曰:“必有异应,以旌善人。“果获石堂,其大如仓,中空外坚,四门八墉"占曰:”此天所以柞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3

　　　陈思膺因厚待一奇客而获其指点得到风水宝地,当然这也是他慧眼识才且尊才的结果"王智兴因帮道士打扫门前卫生而打动了道士,道士遂为其母择善地。虽然他们的付出皆是日常生活细事,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回报,却可能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一种伦理认同,也与后世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原则相一致。这也体现了儒家道德观念在唐代的普及和引导意义,是风水术在唐代时期所产生的正面社会效应之一。

　　　
　　3、得吉地后不能持德而致祸

　　1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桂州陈都督条,载《丛书集成初编》卷3118,第15一16页。

　　2贾纬《唐年补录纪传》,载《太平广记》卷138征应四王智兴条,第992页"

　　3李防《太平御览》(八册)卷560礼仪部39冢墓四,第五册第98页"
　
　　如果不能遵守传统道德,违背了个人身份和本命,就会导致风水失灵,有这样一则材料:

　　周士龙者,婆州东阳人,能辫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

　　风水名家周士龙的占地失败了,因为墓主后人恃此风水宝地自负有异图,最终风水原则失灵,导致满门抄斩,这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风水传说,有告诫作用,对风水不可一味依赖,风水必须与自身的地位和行为相结合!相适应,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4、助人改厝安葬而得福报

　　刘侍郎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之书,欲学轻举之道；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披僧服焉。(僧名海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 习《南山钞》及《百

　　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揭,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瘗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直,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瑙属,果其然也。寻改窆于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刘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胳。是夜,梦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柯立食之,食讫明爽,虽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轲嚼一卵而吞,二者犹豫未食,手握之而觉。后乃精于儒学,而隶文章,因策名弟。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自为传记。2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下有脱)。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下有脱)。“王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椁,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语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

　　刘轲因受到书生托梦,迁葬了尸骨局促的书生,因帮助他人改变风水而获得报答,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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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陆长源《辨疑志》,载《太平广记》卷289妖妄二周士龙条,第2298页"

　　2范掳《云溪友议》,第16页。

　　3徐铱《稽神录》,第127页。

　　风水报应的另一种形式。后一条之叙述结构与前者相似,其中虽未交代报答之实,但依“鬼神无妄言”之俗信,则其阴德之报必矣。

　　唐代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并行和交融,扩展了人们信仰观念的复杂性,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思想和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与民间朴素的信仰观念结合起来,使得人们的风水信仰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认为风水地的获得及转运的实现与否和自己曾经的业报有关,这样就使得风水传说成为维护传统道德的一种重要媒质。

　　报应思想在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方面,影响非常之大。正因为人们心中相信天命与赏善罚恶的必然联系,形成潜在的道德约束力量,促使社会大部分人能守护这个游戏规则,不做恶事,多行善事。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1,同时这些传说在民间的流传,其影响力也使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

　　关于道德在风水中的作用,从白居易的《凶宅》诗中可以看出一些他的代表性观点,在唐代的风水传说中,“凶宅”的概念经常出现。凶宅之内的人往往噩运缠身,关于凶宅的记载也惊险怪诞、扑朔迷离。宅主的命运总是被宅内风水变化主宰,白诗《凶宅》,描写了凶宅风水中的各种致凶要素,如大而空,有袅狐等灵异动物出没等等,表达了他对凶宅鲜明的

　　态度以警世人,但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凶非宅凶”,风水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与风水拥有者的道德水平等有关,凶宅遇有德之人自然失灵化解,风水好的住宅如遇无德之人也无法发挥其好的作用。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袅鸣松桂树,孤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殽函,其宅非不同。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从命运和道德在风水选择中的作用来看,也可以看出古人的风水观念具有这样一些特性。

　　　（1)风水与人的身份包括本命必须相称

　　　如第一部分“风水择地皆有命定”节中,中泓师的观点“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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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易正义》观卦象辞,第48页。

　　2 白居易《凶宅》,载《全唐诗》卷424,第4655页。

　　地,反以为祸”，直接点出了福地要与有福之人相称的道理,当他看到源干曜时就一眼看出此人是适合此福地的,而事实果然如此。这些传说暗示,风水对于人的命运的影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决定论,与本人的本命和修为也有很大关系。这些传说很能体现出古人对风水的信仰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智的辨证的,并不是一味追求风水给自己带来的高官厚禄,更重视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德修养,在巨大的诱惑面前,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以自己的修为和努力获得成功而安定的人生。

　　　（2)风水与人的内在修养和努力必须相称

　　　如第二部分“善行获报而得福地”节中,陈思膺本来就以博学为志,常施善行而巧得风水宝地的庇佑,天随人愿,得为显宦。这些与他们的先天条件和素质有一定的呼应,可见风水的庇佑必须加上后天的努力,在自己本身具有的素质基础上谋取发展,因材而教,方能使风水庇佑作用发挥到极致,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风水与命运的关系

　　1、命运决定风水的得与失

　　在以上风水与“报应”的故事方面，“报应”的本义虽有实质的“酬报”与信仰性的“业

　　报”两种意思，但在风水故事中所谓的“报应“观念，普遍受到民间信仰观念的引导，多将报应做“业报”的理解。在这样的报应观念中，有些强调“报应”的故事，其事件的因果关系是概念的认定而非实质的联系。但故事中的巧合并不被这类故事当事者及叙述者认为只是单纯的意外而与故事的前因无关，巧合事件在故事中虽是主要情节，却不是主要题旨。在这样的故事叙述中，俨然存在着某个见证并制造巧合以报应善人的行为者，即使从未具体出现在故事中，但是绝对存在的一种无形而独立的意志，只有正视这个无形意志的存在，这类“报应”的因果关系才能由这个无形的角色串连而成立，才符合“好心有好报”的说法。所以在概念因果﹙而非实质因果﹚中成就的“报应”，应是依赖于对某种无形意志或力量之信仰的存在而成其“报应”逻辑的，对这种无形意志之存在的意识或信仰，才是这类报应观念与故事内容的内在支柱。这样的信仰，与“万般皆注定，半点不由人”的“命定”信仰中，对无形意志的认定和信赖是一致的，归其究竟，这类“报应”故事中，所“报”的行为者仍然是命运的管理者。风水参与其中的角色，主要是做为报应者的赏罚工具，而不是施行报应的执行者。

　　“风水的命中注定”现示了命运先发于风水的领导地位，然而“风水的福报”则以“有福、无福”诠释了命运的另一面，说明不论人有意或无意于对风水的算计与追逐，其实都不敌命运的内设与安排，凸显出命运独立而贯彻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命运的力量总是先行于风水作用之上。

　　　

　　2、风水影响命运的必然

　　　但是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更多讲风水的作用和改风水、破风水的故事类群里，风水的作用却又似乎总是能排除或置于命运的影响力之度外，甚至能凌驾命运。

　　　例如：〈刘混康〉元符末，掖廷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崇恩尤敬事之，宠遇无比。…佑陵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由是崇信道教。

　　　显然，藉由风水的帮助，也能从无致有。当“皇嗣未广”时，道士建议改变京城地形，其后果然“后宫占熊不绝”。在这类故事中，风水处处引导着人的际遇祸福，当人抉择风水，等于决定了命运的趋向。则“风水”在此，又似乎比所谓“注定”命运的“天”，具有更直

　　  接而强大的牵制人与命运的力量。当风水是如此可以求而得之的客观物，人同时可以选择风水作用的内容和方式，似乎也就是找到了可以与“天”或“命运”抗衡的工具。在这种观念意识及其心理背景下，则寻求理想风水或选择风水作用的过程，在某种层面上，就有实现人生价值与掌握命运的意义了。

　　3、政治冲突中的风水干预

　　　此类为叙述因政治原因而人为破坏敌对方风水宝地的传说,是对一个条件良好或正在发生良好作用的风水地进行破坏,以影响或中止其作用,亦称“破风水”2此在唐代之际,乃被认为是一个用于对付政敌的有效手段。

　　　欧阳都护冢:府北郭松逗尽处,有国初安南都护名普赞冢墓。普赞灵川人,其宅今为圣寿寺,有庙在寺之北下。段后殡于北郭。时有识地势者,言葬所有天子气,由是官掘断。至夜又有阴兵填平如旧。既而再掘,复平不已。时有效役者人偶宿其所,夜闻鬼兵相语曰:“能以青布运土投江,则我等无能为也。”及明,主吏闻宿者言,遂用青布荤运土投河,竟免阴兵填筑。今坟所掘处犹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椒百余株,近为樵者祈伐无余。子孙自千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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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古书影印抄本，卷二

　　2唐蕙韵《中国风水故事研究》,第54页

　　湮没无闻。或云警家洲因运此土流下成洲。有欧阳腆者诗绝句曰:“旧业分明桂水头,人间业尽水空流"春风日暮江头立,不及渔翁有钓舟。”

　　断龙脉而破风水是政治活动中干预风水的主要方式,帝王对于葬地选择的重视和对龙脉的保护在前已有叙述。此段材料中,由于都护所葬之处被认为有天子气,于是官方便用尽手段,以掘墓断龙脉的方法破坏其风水,都护子孙从此再无出头之日。由于龙脉风水的重要,帝王常把龙脉风水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此类传说在唐代还不多,笔者所见仅此一例,可见唐代风水初兴还没有因风水引起更大的政治纷争,但己经参与到政治斗争中。从宋代以后,尤其明清,此类记载更多也更杂。这反映出封建君王对皇权不可侵犯的维护心理。

　　　

　　四、余论

　　　从以上对唐代风水实践活和风水传说记载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风水活动在唐朝社会中的风行程度和在人们观念系统中的重要地位。

　　　1、从风水文化在唐朝社会的价值和功用看,它是一种信仰文化,是人们对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寄托。正是由于风水文化具有通过对葬地的选择作出对人生吉凶祸福的占卜和预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俗民众对去凶避祸、趋吉祈福的心理需要,所以才一得以流传发展,并且深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风水的信仰具有功利性,因为对自己有好处,所以为自己的亲属选择风水佳地安葬,因为害怕对自己有害,所以对葬地不敢怠慢。借祖先的庇佑,为自己获得好运,是人们相信风水利用风水的简单而直白的目的。风水吉凶的观念己经成为人们预测和改变命运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模式。

　　　2、唐朝的风水术己经比较系统化、程序化、各风水师在卜葬地之时,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并且葬地有一定的禁忌系统。对地形地势的观察,对方位阴阳的辨析,均各成体系,为各家风水师所运用,而卜葬经验也成了他们的法宝。笔记小说中这些零碎的唐人卜葬法,与唐朝的风水专著所记形成对照和互补。

　　　3、葬礼“事死如生“的原则表现了古人对祖先的敬重和儒家的孝道观,这种观念也被带入到对风水葬地的选择,因为要让祖先灵魂遗骸得到安顿,因此要选择风水好的地方安葬。这种敬重和孝道,与风水信仰的功利性重合,有时难以分别。

　　　4、风水传说中的记载,虽然不可尽信,但是无疑都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真实反映,存在着合理性。而这样的记载又因为笔记小说及民间口头相传流传开来,在这样传播和传承的反复交替中,又给予了这样的信仰和观念最有力的支持。

　　　

　　　作者简介

　　　

　　　许鑫，字淳清，男，河南信阳人，1974年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主要集中于佛学、道学、易学、堪舆、老庄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其中在易学方面专攻大六壬、子平、堪舆等传统数术。现任中国易经研究会理事、中国安阳周易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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